1961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对国民经济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2年6月西楼会议决定，花大力气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制定了一系列调整的政策和措施。经济政策调整、政治政策调整、思想政策调整、文化政策调整，还有干部政策、统战政策、民族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过几年艰苦努力，基本上扭转了当时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局面，国民经济开始复苏，人民生活也有所改善。中国共产党以及她的领袖毛泽东、刘少奇等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这是一个万众一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同时也卓有成效的时代......
八字方针的提出
1960年，中国已经被饥荒所笼罩。上半年，生产任务完成得不好，粮食供应日益紧张。4月，中共中央上海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五八、五九年讲数量，六○年要讲质量、规格、品种。
要做的多一点，说的少一点。在七、八月间的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至少 5年不变，死死地规定下来，再不要讲3年5年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社基本所有制。而且提出，要有部分的个人所有制，总要给每个社员留点自留地，使社员能够种菜，喂猪喂鸡喂鸭。会议在保证钢铁、煤炭、运输生产的同时，提出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而且决定不再搞两本帐，不搞计划外的东西，不留缺口。
根据这两个会议的精神，1960年 8月，李富春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应以"调整、巩固、提高"为方针。当周恩来听取汇报时，将整顿改为调整并建议增加"充实"二字。9
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周恩来审定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正式提出："把农业放在第一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至此，对中国经济克服严重困难，纠正大跃进错误起了巨大作用的八字方针就提出来了。当然，当时并没有立刻转入大幅度调整，仍然还在想如何"争取国民经济在更加牢固的基础上更好地继续跃进"。
随着农村形势进一步严重和对再度兴起的浮夸风、"共产风"的认识，纠正强迫命令和干部特殊化问题，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并于11月3日发向全党全国。《紧急指示信》提出必须坚决彻底地纠正"共产风"，重申了以下原则：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坚决反对和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少扣多分，尽量做到
90%的社员增加收入；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安排好伙食，办好公共食堂；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认真实行劳逸结合，保证社员每天睡足8小时；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把农村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搞深搞透。
1961年1月，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九中全会。在这次会议及为准备这次会议举行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提出要大搞调查研究，1961年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他说："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调查研究这种事极为重要，要教会许多人。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毛泽东抓住了最根本的思想路线问题，要求主观与客观、思想与实际的一致，大力提倡调查研究，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
全会正式通过"1961年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规模，调整发展的速度，在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采取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即"八字方针"。
农业调整
八届九中全会以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及各中央局和各省市领导人纷纷下基层调查研究。经调查，毛泽东觉察到去年的《紧急指示信》只解决了自上而下的"调"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各生产队之间和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为此，毛泽东于
3月间要求在广州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条例共分10章：农村人民公社在现阶段的性质、组织和规模；人民公社的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公社管理委员会；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生产队管理委员会；社员家庭副业；社员；干部；人民公社各级监察委员会；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10章共计六十条，故此条例草案简称为《农业六十条》草案。因为《农业六十条》是根据农村存在的具体问题制定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但是，《农业六十条》草案仍然规定对社员的分配实行供给与工资相结合的方式，供给部分三成，工资部分七成；条例还要求除特殊情况外，都还要办常年的或农忙的公共食堂，"社员的口粮，可以分配到食堂，指标到户，节约归己；也可以分配到户"。这些规定，反映了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坚守社会主义阵地"和"保护共产主义因素"的思想。
广州工作会议以后，刘少奇率领一个工作组到湖南长沙县和宁乡县进行调查。他在了解了一些有关公共食堂的问题后向毛泽东提出："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
周恩来通过对河北省邯郸地区的调查，也向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都愿意回家做饭，要解决如何把食堂搞好的问题。同时还提出，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期的评工记分办法。
朱德通过对四川省宜宾、自贡、内江等地区的调查，给毛泽东写信，谈了食堂、手工业和自由市场问题。他指出：群众反映食堂有五不好，即社员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力，浪费时间，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
邓小平、彭真在对北京市的顺义、怀柔进行调查后向毛泽东报告说："要进一步全面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于供给制，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三包一奖，评工记分，食堂，所有制问题的措施，还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同时还指出，三七开供给制办法，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干部和群众普通主张取消。
通过将条例草案下发全国农村党支部和人民公社全体社员进行的广泛讨论，通过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的深入调查研究，原草案的一些缺点得到改正。如公共食堂问题，原来规定要"积极办好"，改为"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口粮分配办法也改为"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原草案中关于分配方式三七开的规定被取消，代之以都"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
修正草案再次下发进行讨论和试行。其间，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规模普遍划小了。据1961年 8月统计，全国公社数目由原来的25204个增加到55682个，生产大队则由原来的483814个增加到708912个，生产队由原来的2988168个增加到4549474个。
《紧急指示信》、《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及其修正案和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决定》，对农村的稳定和挽救农村形势起了重要作用。例如退赔工作，几个文件下达后，先后共向农民退赔250亿元。
在继续深入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毛泽东等领导人又发现：在原来的体制下，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这个严重矛盾仍然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最后修订的《农业六十条》规定：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是在一个长时期内，例如，至少30年内实行的根本制度。这个条例虽然尚未彻底解决人民公社的一些根本矛盾，但是，由于解决了一批当时群众意见最大的紧迫问题，在调动农民积极性，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在遏制"共产风"再起方面，一直发挥了积极作用。
精简再精简
大跃进期间，我国职工人数大幅度上升。1958年职工总数上升到4531万人，比1957年增加了2081万人，1960年8月达到最高峰，为5100万人，比1957年增加了
2649万人。城镇人口从1957年的9900万人，增加到1960年底的1.3亿人，增加了 3124万人。 从而使得1960年吃商品粮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957年的15%左右变为20%，为了保证城市粮食供应，在1959年、1960年连续减产的情况下，对农民征购粮的数字大增，
两年净征购率达到了28%和21.5%，大大高于1957年的 17.4%的水平。挤了农民的口粮和饲料粮，大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即使如此，市场粮食仍然极其紧张，1960年粮食短缺124亿斤，1961年粮食短缺119亿斤。年年挖国库粮。
1961年5月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陈云在会议指出：要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粮食紧张问题，一是继续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二是工业要大力支援农业，三是进口粮食，四是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减少城市粮食的销量。"第四条则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非采取不可。"
他说：不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行不行呢?不行。因为那样，就只好再挖农民的口粮。 第一，会把粮食高产的队、社、县、专区和省的积极性打下去。第二，牲口要继续大量死亡。第三，经济作物产量要继续下降。第四，粮食进口要增加。3
年来我们招收职工2500多万人，使城市人口增加到 1.3亿，现在看来，并不恰当。因此，"要下决心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个决心早下比晚下好。我看，凡是近
3年从农村来的，一般地都要动员他们回去。哪里来的就回到哪里去。""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精简职工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一关系全局的大事，肯定是会收到显著的效果的。"陈云作这个讲话时，国家粮食库存已经下降到148亿斤，其中陈粮只有101亿斤，仅够铺仓底。
与此同时，由于国家职工和城市人口的大幅度增加，导致工资总额也大幅度膨胀。
1960年的工资总额比1957年增加了68.5%，社会商品购买力增长49.2%，而零售商品货源只增加 23%，出现了74亿元的差额。所以，阵云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建议是及时而必要的。如果不下决心这么做，后果将不堪设想。对这种危险性，刘少奇在会议上说道："现在我们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会回到苏联1921年内战时期的情况，全国人民是各奔前程。"
实际上，1959年中央就曾经决定精简职工600万至800万人，到8月底，已经压缩掉507万人。但庐山会议后，在反右倾、鼓干劲、继续大跃进的形势下，城市职工人数又有回升，到年底，共新增加了536万人，全国职工总数达4561万人，比
1958年底还要多出29万人。
5月召开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对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决定在1960年底城镇人口1.3亿人的基数上，3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人以上，并且要求1961年至少减少1000万人，于6月至9月期间内基本完成。与此同时，压缩粮食销量30至40亿斤。到1961年底，全国职工总数比年初精简了
872万人，城镇人口少了1000万人左右。粮食销售量减少了40亿斤。
1962年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以后，陈云受任于危难之际，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于5月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1961年调整计划的报告》时，对大幅度经济调整作了几项主要的果断决策。根据1961年职工人数和城镇人口的情况，会议决定进一步大力精简职工和减少城市人口。
1961年城镇人口减少了1000多万人后，仍然比1957年多了2000多万人，职工数虽然减少了870万人，仍然比1957年多 1724万人，在农业大减产的情况下，多挤了农民的口粮，加剧了城市供应的紧张，造成了城乡交困的局面。
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建议1962年减少城镇人口1300万，精简职工 900多万。 会议讨论后决定改为：在1962年和1963年两年内，再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精减职工1000万以上。
对此，周恩来作了解释：昨天有一位同志说，去年下1000多万，今年、明年再下2000多万，合在一起下3000多万，这是一个中等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上也没有的，也可能是空前绝后的。这个决心，的确也是逐步酝酿出来的，去年不可能，前年更不可能，现在下这个决心，其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经济生活来一个大幅度的调整。使我们的经济生活在新的发展基础上来一个大改组。
刘少奇说：我们下决心减少城市人口2000万，这也算一个勇气。搞这件事，我看应该是决心要大，行动要快，但是要有区别、有步骤地来进行，不能慌慌忙忙一股风。
在向群众解释时，党政领导要负责向群众作自我批评，说我们这几年犯了一些错误，有很多缺点，因此把你们招来多了。现在只好请你们回去。要向他们请求，要求他们，要做普遍深入的群众工作，以便使我们的思想跟群众的思想能够统一起来，然后就能统一行动。
会议结束后，在正式文件还未下发之前，参加会议的同志首先将《周恩来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精简问题的讲话要点》带回去，作为进行工作的依据。5
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5 月28日，又发出了《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的通知》，要求把全国职工人数从1961年末的4170万人的基础上，再减少1056万人至1072万人；全国城镇人口在1961年末1.2
亿人的基础上，再减少2000万人；同时相应减少吃商品粮的人口。减少城镇人口的任务在1962年、1963年内基本完成，1964年上半年扫尾；精简职工任务力争在1962年内或1963年上半年大部完成，1963年下半年全部完成。
经过努力，到1962年9月，当年全国共减少职工940多万人，城镇人口由上半年的12707万人减为11659万人，净减1048万人。
1963年3月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1963年再精减职工 160万人，减少城市人口800万人。在党的号召下，这一工作迅速完成。7月31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精简小组的报告，决定基本结束精简职工工作。
在从1961年1月开始的两年半中，全国职工精减与录用相抵共减少了 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了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了2800万人。这一工作的胜利完成，正如中央精简小组在《关于精减任务完成情况和胜利结束精简工作的意见的报告》中所指出的：由于大量地减少了职工、城镇人口和吃商品粮的人口，加强了农业战线，减少了工资开支，减少了粮食销量，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对于改善城乡关系，争取财政经济的好转，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此，精简工作结束时，毛泽东赞扬道：我们的中国人民、我们的广大干部，好呀!叫作两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党能办到?!
工业的调整
1960年9月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但是一直到年底，对于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当时不认为是在于投资规模过大，而认为在于基本建设项目多，造成原料、材料和设备的不足。因此只压缩了当年施工项目，没有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并且由于大炼"争气钢"和年底竭力保证钢铁的生产，使得1960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创了3年大跃进的最高纪录，达384亿亿元。这种投资规模虽然保证了1960年勉强完成了1860万吨钢，达到了公布的计划。但是，这只具有当时的"政治意义"，即证明1960年的国民经济还是大跃进的，维持一下"三面红旗"表面上的"正确性"。而在经济上，却使得已经失调的形势更加严重了。
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八字方针以后，工业起初进行的成效不大，因为原来的设想，是维持1960年的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已经达到的产量指标，在这个基础上调整，1961年的计划指标不再提高，也不降低。所以，八届九中全会上通过的1961年计划数字，钢为1900万吨，与1960年大体持平，略高一点；粮食为4100亿斤，比当时估计的1960年的产量3700亿斤增加
10.8%。由于对农业实际产量的估计和可能增产的期望过高，就下不了降低工业指标的决心。然而半年执行的结果，钢和其他许多工业产品产量水平大幅度地跌落下来。
这时，在周恩来的督促下，经济和计划部门努力查清几年来粮食实际产量的底数： 1958年不是庐山会议"核实"的5000亿斤，而是4000亿斤；1959年不是公布的5100亿
斤，而是3400亿斤；1960年不是估计的3700亿斤，而是2870亿斤；1961年夏收比上年又减少了 160亿斤。农业情况见了底，工业问题困难的症结也就完全暴露出来，八届九中全会提出的1961年计划已经不可能继续维持。
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及教育等问题。会议作出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开始了对国民经济计划实行调整后退的阶段。《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指出："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在1958年、1959年两年大跃进以后，在1960年春就应及时地进行调整，主动地放慢工业的发展速度。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虽然已经提出了
1年多，但是由于情况不明，认识不足，经验不够，一直没有按照实际情况降低指标，也不是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抓住中心环节，带动其他，以致调整工作不能有效地进行。我们已经丧失了
1年多的时机，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切实地进行调整工作。如果不下这个决心，仍然坚持那些不切实际的指标，既不能上，又不愿下，我们的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就会陷入更被动、更严重的局面。""我们应当积极努力，使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3
年内切实见效。。"会后，经中央批准，国家计委对八届九中全会所定的1961年计划作了较大的调整，基本建设投资由 167亿元降为87亿元，钢由1900万吨降为850万吨，粮食由4100亿斤降为
2700亿斤。当年年底计划执行的结果，与这些指标大体相符，粮食达到2950亿斤，比1960年略有回升。
工业调整的另一个方面是整顿企业秩序。大跃进给许多企业带来不少问题：管理工作混乱，责任制和经济核算制废弛，设备损坏，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降低，工资奖金存在平均主义。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整个工业企业，要治乱。在他的主持下，由李富春、薄一波负责，派出11个工作组到许多工矿企业进行调查。在这个基础上起草出《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经庐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9月中央发布试行。这个条例确定国家实行"五定"(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人员和机构；定主要原材料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
保证产品的品种、质量、数量、保证不超过工资总额；保证完成成本计划；保证完成上缴利润；保证主要设备的使用期限 )，从而在当时的指令性计划体制下，把国营企业的生产秩序稳定下来。条例还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职工代表大会制和以厂长为首的全厂统一的生产行政指挥系统的运行和职责，作了详细规定。由于这个条例的实行，国营企业一系列必要的规章制度恢复和建立起来，对于工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的调整
1961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对国民经济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2年6月西楼会议决定，花大力气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制定了一系列调整的政策和措施。经济政策调整、政治政策调整、思想政策调整、文化政策调整，还有干部政策、统战政策、民族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过几年艰苦努力，基本上扭转了当时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局面，国民经济开始复苏，人民生活也有所改善。中国共产党以及她的领袖毛泽东、刘少奇等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这是一个万众一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同时也卓有成效的时代......
八字方针的提出
1960年，中国已经被饥荒所笼罩。上半年，生产任务完成得不好，粮食供应日益紧张。4月，中共中央上海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五八、五九年讲数量，六○年要讲质量、规格、品种。
要做的多一点，说的少一点。在七、八月间的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至少 5年不变，死死地规定下来，再不要讲3年5年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社基本所有制。而且提出，要有部分的个人所有制，总要给每个社员留点自留地，使社员能够种菜，喂猪喂鸡喂鸭。会议在保证钢铁、煤炭、运输生产的同时，提出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而且决定不再搞两本帐，不搞计划外的东西，不留缺口。
根据这两个会议的精神，1960年 8月，李富春提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应以"调整、巩固、提高"为方针。当周恩来听取汇报时，将整顿改为调整并建议增加"充实"二字。9
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周恩来审定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正式提出："把农业放在第一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至此，对中国经济克服严重困难，纠正大跃进错误起了巨大作用的八字方针就提出来了。当然，当时并没有立刻转入大幅度调整，仍然还在想如何"争取国民经济在更加牢固的基础上更好地继续跃进"。
随着农村形势进一步严重和对再度兴起的浮夸风、"共产风"的认识，纠正强迫命令和干部特殊化问题，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并于11月
3日发向全党全国。《紧急指示信》提出必须坚决彻底地纠正"共产风"，重申了以下原则：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坚决反对和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少扣多分，尽量做到
90%的社员增加收入；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安排好伙食，办好公共食堂；有领导有计划地恢复农村集市，活跃农村经济；认真实行劳逸结合，保证社员每天睡足8小时；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把农村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搞深搞透。
1961年 1月，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九中全会。在这次会议及为准备这次会议举行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提出要大搞调查研究，1961年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他说："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调查研究这种事极为重要，要教会许多人。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毛泽东抓住了最根本的思想路线问题，要求主观与客观、思想与实际的一致，大力提倡调查研究，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
全会正式通过"1961年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规模，调整发展的速度，在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采取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即"八字方针"。
农业调整八届九中全会以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及各中央局和各省市领导人纷纷下基层调查研究。经调查，毛泽东觉察到去年的《紧急指示信》只解决了自上而下的"调"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各生产队之间和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为此，毛泽东于3月间要求在广州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条例共分10章：农村人民公社在现阶段的性质、组织和规模；人民公社的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公社管理委员会；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生产队管理委员会；社员家庭副业；社员；干部；人民公社各级监察委员会；人民公社中的党组织。10章共计六十条，故此条例草案简称为《农业六十条》草案。因为《农业六十条》是根据农村存在的具体问题制定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但是，《农业六十条》草案仍然规定对社员的分配实行供给与工资相结合的方式，供给部分三成，工资部分七成；条例还要求除特殊情况外，都还要办常年的或农忙的公共食堂，"社员的口粮，可以分配到食堂，指标到户，节约归己；也可以分配到户"。这些规定，反映了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坚守社会主义阵地"和"保护共产主义因素"的思想。
广州工作会议以后，刘少奇率领一个工作组到湖南长沙县和宁乡县进行调查。他在了解了一些有关公共食堂的问题后向毛泽东提出："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
周恩来通过对河北省邯郸地区的调查，也向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绝大多数甚至全体社员都愿意回家做饭，要解决如何把食堂搞好的问题。同时还提出，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期的评工记分办法。
朱德通过对四川省宜宾、自贡、内江等地区的调查，给毛泽东写信，谈了食堂、手工业和自由市场问题。他指出：群众反映食堂有五不好，即社员吃不够标准，浪费劳力，浪费时间，吃饭不方便，一年到头吃糊涂面。
邓小平、彭真在对北京市的顺义、怀柔进行调查后向毛泽东报告说："要进一步全面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于供给制，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三包一奖，评工记分，食堂，所有制问题的措施，还要加以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同时还指出，三七开供给制办法，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干部和群众普通主张取消。
通过将条例草案下发全国农村党支部和人民公社全体社员进行的广泛讨论，通过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的深入调查研究，原草案的一些缺点得到改正。如公共食堂问题，原来规定要"积极办好"，改为"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
口粮分配办法也改为"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原草案中关于分配方式三七开的规定被取消，代之以都"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
修正草案再次下发进行讨论和试行。其间，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规模普遍划小了。据1961年 8月统计，全国公社数目由原来的25204个增加到55682个，生产大队则由原来的483814个增加到708912个，生产队由原来的2988168个增加到4549474个。
第一，会把粮食高产的队、社、县、专区和省的积极性打下去。第二，牲口要继续大量死亡。第三，经济作物产量要继续下降。第四，粮食进口要增加。3
年来我们招收职工2500多万人，使城市人口增加到 1.3亿，现在看来，并不恰当。因此，"要下决心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个决心早下比晚下好。我看，凡是近
3年从农村来的，一般地都要动员他们回去。哪里来的就回到哪里去。""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精简职工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这一关系全局的大事，肯定是会收到显著的效果的。"陈云作这个讲话时，国家粮食库存已经下降到148亿斤，其中陈粮只有101亿斤，仅够铺仓底。
与此同时，由于国家职工和城市人口的大幅度增加，导致工资总额也大幅度膨胀。
1960年的工资总额比1957年增加了68.5%，社会商品购买力增长49.2%，而零售商品货源只增加 23%，出现了74亿元的差额。所以，阵云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建议是及时而必要的。如果不下决心这么做，后果将不堪设想。对这种危险性，刘少奇在会议上说道："现在我们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会回到苏联1921年内战时期的情况，全国人民是各奔前程。"
实际上，1959年中央就曾经决定精简职工600万至800万人，到 8月底，已经压缩掉507万人。但庐山会议后，在反右倾、鼓干劲、继续大跃进的形势下，城市职工人数又有回升，到年底，共新增加了536万人，全国职工总数达4561万人，比
1958年底还要多出29万人。
5月召开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对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决定在1960年底城镇人口1.3亿人的基数上，3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人以上，并且要求1961年至少减少1000万人，于6月至9月期间内基本完成。与此同时，压缩粮食销量30至40亿斤。到1961年底，全国职工总数比年初精简了
872万人，城镇人口少了1000万人左右。粮食销售量减少了40亿斤。
1962年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以后，陈云受任于危难之际，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于5月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1961年调整计划的报告》时，对大幅度经济调整作了几项主要的果断决策。根据1961年职工人数和城镇人口的情况，会议决定进一步大力精简职工和减少城市人口。
1961年城镇人口减少了1000多万人后，仍然比1957年多了2000多万人，职工数虽然减少了870万人，仍然比1957年多 1724万人，在农业大减产的情况下，多挤了农民的口粮，加剧了城市供应的紧张，造成了城乡交困的局面。
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建议1962年减少城镇人口1300万，精简职工 900多万。
会议讨论后决定改为：在1962年和1963年两年内，再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精减职工1000万以上。
对此，周恩来作了解释：昨天有一位同志说，去年下1000多万，今年、明年再下2000多万，合在一起下3000多万，这是一个中等国家搬家，这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上也没有的，也可能是空前绝后的。这个决心，的确也是逐步酝酿出来的，去年不可能，前年更不可能，现在下这个决心，其目的，就是要把我们的经济生活来一个大幅度的调整。使我们的经济生活在新的发展基础上来一个大改组。
刘少奇说：我们下决心减少城市人口2000万，这也算一个勇气。搞这件事，我看应该是决心要大，行动要快，但是要有区别、有步骤地来进行，不能慌慌忙忙一股风。
在向群众解释时，党政领导要负责向群众作自我批评，说我们这几年犯了一些错误，有很多缺点，因此把你们招来多了。现在只好请你们回去。要向他们请求，要求他们，要做普遍深入的群众工作，以便使我们的思想跟群众的思想能够统一起来，然后就能统一行动。
会议结束后，在正式文件还未下发之前，参加会议的同志首先将《周恩来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精简问题的讲话要点》带回去，作为进行工作的依据。5
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5 月28日，又发出了《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的通知》，要求把全国职工人数从1961年末的4170万人的基础上，再减少1056万人至1072万人；全国城镇人口在1961年末1.2
亿人的基础上，再减少2000万人；同时相应减少吃商品粮的人口。减少城镇人口的任务在1962年、1963年内基本完成，1964年上半年扫尾；精简职工任务力争在1962年内或1963年上半年大部完成，1963年下半年全部完成。
经过努力，到1962年9月，当年全国共减少职工940多万人，城镇人口由上半年的12707万人减为11659万人，净减1048万人。
1963年3月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1963年再精减职工 160万人，减少城市人口800万人。在党的号召下，这一工作迅速完成。7月31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精简小组的报告，决定基本结束精简职工工作。
在从1961年1月开始的两年半中，全国职工精减与录用相抵共减少了 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了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了2800万人。这一工作的胜利完成，正如中央精简小组在《关于精减任务完成情况和胜利结束精简工作的意见的报告》中所指出的：由于大量地减少了职工、城镇人口和吃商品粮的人口，加强了农业战线，减少了工资开支，减少了粮食销量，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对于改善城乡关系，争取财政经济的好转，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此，精简工作结束时，毛泽东赞扬道：我们的中国人民、我们的广大干部，好呀!叫作两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党能办到?!
工业的调整
1960年9月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但是一直到年底，对于
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当时不认为是在于投资规模过大，而认为在于基本建设项目多，造成原料、材料和设备的不足。因此只压缩了当年施工项目，没有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并且由于大炼"争气钢"和年底竭力保证钢铁的生产，使得1960年的基本建设投资创了3年大跃进的最高纪录，达384亿亿元。这种投资规模虽然保证了1960年勉强完成了1860万吨钢，达到了公布的计划。但是，这只具有当时的"政治意义"，即证明1960年的国民经济还是大跃进的，维持一下"三面红旗"表面上的"正确性"。而在经济上，却使得已经失调的形势更加严重了。
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八字方针以后，工业起初进行的成效不大，因为原来的设想，是维持1960年的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已经达到的产量指标，在这个基础上调整，1961年的计划指标不再提高，也不降低。所以，八届九中全会上通过的1961年计划数字，钢为1900万吨，与1960年大体持平，略高一点；粮食为4100亿斤，比当时估计的1960年的产量3700亿斤增加
10.8%。由于对农业实际产量的估计和可能增产的期望过高，就下不了降低工业指标的决心。然而半年执行的结果，钢和其他许多工业产品产量水平大幅度地跌落下来。
这时，在周恩来的督促下，经济和计划部门努力查清几年来粮食实际产量的底数：
1958年不是庐山会议"核实"的5000亿斤，而是4000亿斤；1959年不是公布的5100亿斤，而是3400亿斤；1960年不是估计的3700亿斤，而是2870亿斤；1961年夏收比上年又减少了
160亿斤。农业情况见了底，工业问题困难的症结也就完全暴露出来，八届九中全会提出的1961年计划已经不可能继续维持。
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及教育等问题。会议作出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开始了对国民经济计划实行调整后退的阶段。
《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指出："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在1958年、1959年两年大跃进以后，在1960年春就应及时地进行调整，主动地放慢工业的发展速度。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虽然已经提出了
1年多，但是由于情况不明，认识不足，经验不够，一直没有按照实际情况降低指标，也不是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抓住中心环节，带动其他，以致调整工作不能有效地进行。我们已经丧失了
1年多的时机，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切实地进行调整工作。如果不下这个决心，仍然坚持那些不切实际的指标，既不能上，又不愿下，我们的工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就会陷入更被动、更严重的局面。""我们应当积极努力，使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3
年内切实见效。。"会后，经中央批准，国家计委对八届九中全会所定的1961年计划作了较大的调整，基本建设投资由 167亿元降为87亿元，钢由1900万吨降为850万吨，粮食由4100亿斤降为
2700亿斤。当年年底计划执行的结果，与这些指标大体相符，粮食达到2950亿斤，比1960年略有回升。
工业调整的另一个方面是整顿企业秩序。大跃进给许多企业带来不少问题：管理工作混乱，责任制和经济核算制废弛，设备损坏，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降低，工资奖金存在平均主义。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整个工业企业，要治乱。在他的主持下，由李富春、薄一波负责，派出11个工作组到许多工矿企业进行调查。在这个基础上起草出《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经庐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9月中央发布试行。这个条例确定国家实行"五定"(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人员和机构；定主要原材料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
保证产品的品种、质量、数量、保证不超过工资总额；保证完成成本计划；保证完成上缴利润；保证主要设备的使用期限 )，从而在当时的指令性计划体制下，把国营企业的生产秩序稳定下来。条例还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职工代表大会制和以厂长为首的全厂统一的生产行政指挥系统的运行和职责，作了详细规定。由于这个条例的实行，国营企业一系列必要的规章制度恢复和建立起来，对于工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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