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五年计划及“156项工程”建设
  　　
　　古人说：创业难，守成也难。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进行长达28年的艰苦卓越的斗争之后，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政权。然而，革命的胜利仅是历史新的篇章的开端。正如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所指出的那样，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中国共产党上升到执掌全国政权的地位后，在有着“百年魔舞”历史的东方大国里，在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遗留下的百孔千疮的经济烂摊子上，开始了建设新中国的伟业。到1952年，短短三年时间，迅速恢复了曾遭受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工农业生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接着，制定和实施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经过五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令世人赞叹的成就。尤其是“一五”计划中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构筑了牢不可破、巍然屹立的新生共和国的“钢筋铁骨”，在共和国的发展史上留下了光彩辉煌的一页。
　　三年恢复 功不可没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和苏汉诺夫等人散布谬论，说俄国历史的磨还没有磨完烤制社会主义这块小麦馅饼的面粉，俄国还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经济前提，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生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借以否定苏俄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列宁对此给予了反驳，指出，历史发展的顺序不是固定不变的，经济落后的国家在条件成熟时，应当进行革命，夺取政权，然后利用政权去发展生产力，达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文化水平。政治革命是经济建设的前提。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发展经济、实现民族富强开辟了广阔道路。毛泽东同志曾预言，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快，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成功的。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坚持把工作重心从军事转移到经济。1949年 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已经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1949年 9月，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又指出：“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1950年 6月，七届三中全会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这一总口号和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车轮启动了。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里进行建设，必须面临着许多困难。尤其是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多年的战争破坏，生产力水平低下，国家元气大伤，发生经济的基础极为薄弱。1949年，同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一半，钢产量减少80%，仅为15.8万吨，煤减少48%，为3243万吨，粮食减少25%，为11318万吨，棉花减少48%，为44.4万吨。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现代工业产值只占17%。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统计，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仅为27美元，不及亚洲平均44美元的三分之二。在这样的底子上，把国民经济治理好，把建设搞起来，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怀疑共产党有这样的能力。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从来就有的能够战胜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带领全国人民，开始了经济建设的新长征。
　　建国后头三年，在进行各项社会政治运动的同时，全党全国人民首先致力于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到1952年，工农业生产已经普遍恢复到解放前的最高水平，有些产品的产量还超过了这个水平，国民经济不仅在数量上有增长，而且在质量上也有提高。这一年，工农业总产值达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解放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工业(包括手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49年的30%上升为1952年的41.5%。其中现代工业的产值由 17%上升为26.6%。重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94年的26.4%。上升为1952年的35.5%。三年恢复所取得的成就，为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我国在恢复时期的工农业生产虽然达到并超过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但必须看到，解放前的水平是极为低下的。因而，恢复时期刚结束时的我国国民经济，仍然是十分薄弱和落后的。
　　1952年，我国许多重要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不仅远远落后于工业发达国家，也落后于1950年的印度。如人均钢产量，中国为2.37公斤，印度为4公斤，美国为538.3公斤，日本为 81.7公斤，苏联为164.1公斤；如人均发电量，中国为2.76度，印度为10.9度，美国为2949度，日本为604.1度，苏联为553.5度。这时，我国许多工业部门还未建立起来，农业生产手段也很原始，还没有现代化的国防工业，国民经济整体水平仍然很低。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指出：“牛皮不要吹得太大，尾巴不要翘起来。”中国人还得谦虚谨慎，发愤图强，继续奋斗。
　　就在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即将结束的时候，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以工业化为主体、以三大改造为两翼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全党各项工作树立了不可偏离的灯塔。根据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党中央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描绘了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实施蓝图。
　　历时四载 五易其稿
　　进行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新生的中央人民政府面临许多困难。除了国力薄弱、物质基础差、底数不清外，再就是缺乏编制覆盖面广、内容丰富、符合国情、科学合理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财委和后来成立的国家计委，曾经编制过几个粗线条的年度计划纲要，也曾试行编制十年或十五年的远景发展规划，但由于各种因素制约，没有搞出成型的东西。
　　1951年 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重要战略思想。会议指出，这个思想“要使省市级以上干部都明白。准备时间，现在起，还有二十二个月，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根据会议精神，中财委于当年春提出了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成为编制“一五”计划的最初尝试。
　　1952年初，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组成的领导小组，组织领导“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同年八月，仍由中财委具体负责，试编出《五年计划轮廓草案》。这一草案，只是粗线条地勾勒了计划轮廓，提出的计划指标过高，但它为以后修订计划奠定了基础，提供了蓝本。
　　1952年底，中央领导同志在讨论《五年计划轮廓草案》时，作出四项指示：一是要执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二是要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国家重点建设上；三是要合理利用现有工业基础，充分发挥现有企业潜力；四是要以科学求实的态度从事计划工业，使计划能够反映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央的这些指示，在后来的计划编制工作中得到了贯彻。
　　1953年初，中财委会同国家计委、中央各部、各大区，在广泛收集资料、数据的基础上，对上年编制的计划草案作了必要的充实和调整。六月，国家计委根据中央的要求，按照“计划指标应留有余地”的精神，下调了原计划中的工业年均增长速度等指标，并在计划中强调在重点发展工业的同时要加快发展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等。这些重大修改对于计划编制工作的最终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
　　1954年4月，中央决定调整领导编制“一五”计划工作的班子，成立由陈云为组长的8人小组，成员有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贾拓夫、陈伯达。8月，在陈云和李富春主持下，8 人小组审议国家计委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接连举行了17次会议，对草案逐章逐节地进行了讨论和修改。11月，由陈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了11天的时间，仔细讨论了“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工农业关系、建设重点和地区布局，又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和建议。
　　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一五”计划草案，并建议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审议批准，颁布实施。6月，中央委员会根据代表会议精神，对草案又进行了修改，使之臻于完善。7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并正式通过了“一五”计划。至此，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圆满结束。
　　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编制计划工作十分重视。他们不仅对计划的方针任务作出指示，从宏观上加以指导，而且对一些具体问题也予过问、研究。1954年10月，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聚会广州，用了 1个月的时间审议“一五”计划草案。周总理经常主持国务院会议，对计划细节逐一加以计算、商讨、研究和修正。陈云和李富春为编制好计划，经常工作到深夜，甚至有时彻夜不眠，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细致，富于成效的工作。“一五”计划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国情，独立思考，勇于探索的可贵的成果。
　　“一五”计划同时又是向苏联学习和苏联帮助的结晶。苏联是最早实行计划经济并且成就最显著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决定了只能向苏联学习经济建设经验。1952年 8月，当试编出《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后，中国就组成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和李富春为副团长的政府代表团，携带《草案》赴苏联，征询对计划的意见。苏政府领导人看过《草案》后说，这还不能算是五年计划，不仅不是计划，即使作为指令也不够。他们表示愿意对《草案》加以研究，提出修改意见。
　　周恩来和陈云在苏逗留期间，两次拜会了斯大林，并专就“一五”计划问题作了请教。斯大林说，中国三年恢复时期的工作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斯大林指出，五年计划草案中规定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20%，太高了，应降到 15%或14%。他还指出，计划不能打得太满，要留有后备力量，以应付意外困难和事变。斯大林的这些意见在后来定型的计划中得到了采纳。
　　1953年4月，米高扬向李富春通报苏共中央、苏国家计委和苏有关专家对中国“一五”的意见。其要点是：“一五”计划的工业化和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任务是正确的；
　　从政治上、舆论上、人民情绪上考虑，计划不仅要保证完成，而且一定要超额完成；
　　要注意培养自己的专家；要加强地质勘探等发展经济的基础工作；要注意农业、手工业和小工业的发展等。这些意见虽然是根据苏联经验而谈的，但基本也符合中国实际，成为修改“一五”计划的重要参考。
第一个五年计划从草创到定案，历时四载，边编制、边修改，五易其稿。透过编制的过程，可以想象出此项工作的艰巨和艰辛，可以想象出年轻的共和国创业的艰难。
　　计划编制能够圆满成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脚踏实地的作风，谦虚学习的胸怀，敢于探索的精神，审慎认真的态度。“一五”计划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有计划经济建设的一笔精神财富。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在通过这个计划后认为：中共中央主持制定的这个计划是和平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计划，是全国人民为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带有决定意义的纲领。
　　从长计议 施“大仁政”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关键步骤，是总路线“一化三改”内容的具体化。“一五”计划的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一百五十六项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六百九十四个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是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根据上述任务，计划规定，在“一五”期间，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支出总额为766.4亿元，其中属于基本建设的投资为427.4亿元，占总支出的 55.8%。工业是基建投资的重点，占58.2%。重工业又是工业基建投资的重点，占88.8%。农林水利在基建投资中占7.6%，运输邮电占 19.2%，贸易、银行和物质储备占3%，文教卫生占7.2%，城市公用事业占3.7%。上述支出总额折合黄金达 7亿多两，这样的建设规模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计划还规定，工农业总产值要由1952年的827.1亿元增加到1957年的1249.9亿元，增长51%，平均每年增长8.6%。工业总产值由1952年的270.1亿元增加到1957年的535.6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4.7%。农业及副业总产值由1952年的483.9亿元增加到1957年的596.6亿元，增长23.3%，年均增长4.3%。此外，计划对运输邮电、社会商品流转额、教育、人民生活增长情况及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情况也作了具体规定和安排。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是工业化建设，而重工业又是工业建设的重点，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国家独立在民族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近代中国百年来之所以积贫积弱，原因之一就在于工业落后。新生共和国要从根本上改变经济文化贫穷落后面貌，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逐步实现工业化，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从哪里入手？毛泽东和党中央经过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决定优先和重点发展重工业。重工业是社会主义的最为根本的立足点，是擎起社会主义大厦的栋梁，是社会主义能够顶天立地、百摧不折的“钢筋铁骨”。
　　伟大导师列宁曾说过，社会主义唯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大机器工业，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
　　发展轻工业，固然投资省、见效快，又能直接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但如果没有机器制造业，发展轻工业的设备从何而来？如果没有钢铁等基础工业，创造任何机械的原材料也无从保证。如果没有能源和交通，整个国民经济就无法正常运转。如果机器依赖进口，其一我们缺乏资金，其二帝国主义实行封锁，其三全部依靠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既不现实，亦非长久之计。因而，要建设工业化，要更好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
　　“一五”初期，抗美援朝战争尚未结束。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反共势力，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虎视耽耽，欲扼杀之于摇篮之中。他们之所以胆敢发动和扩大侵略朝鲜北方的战争，除了低估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和胆略外，再就是认为中国累年战争，元气大伤，小视新中国的力量。这场战争给人们以教训，帝国主义的“实力政策”和“武力威慑”必须用革命的钢铁武器来还击和粉碎。战争中消耗的相当部分的军火都是由苏联提供的，这从另一方面也告诉人们，为了防御帝国主义的任何新的战争企图，必须大力发展自己的重工业，增强自己的国防力量。
　　当时有些人看不到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中国历经多年战乱，亟需休养生息，当务之急是恢复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应多搞些轻工业。还有人提出，工商业者可专搞轻工业，国家则专搞重工业，这样分工合作，可以既利民又利国，这实际上也是没有把重工业放到应有位置。毛泽东把这些观点称为“小仁政”思想，对它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强调我们要改善人民生活，但更要进行重工业建设。
　　毛泽东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种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这是毛泽东同志于1953年 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讲的一段话。
　　它告诉人们，发展重工业和发展轻工业、农业一样，都是为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所计；
　　但发展重工业，为的是国家的长治久安，为的是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无远虑必有近忧。从长计议，人民的眼前利益才有可靠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是智举也是善举。
怎样发展重工业，上哪些项目，部门间保持什么样的比例，当时并不太清楚。所以“一五”计划把苏联援建的“ 156项工程”作为工业化建设、也是重工业建设的中心和重点。苏联的帮助，是中国工业化建设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 156项工程”成为联结中苏两国兄弟般友谊的纽带。
　　“156项工程”项目是中苏双方经过多次商谈才确定下来的，有的是中方先提出，有的是苏方先提出。　　　1949年12月，毛泽东率代表团访苏。中苏双方经过谈判，于次年2 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签署了关于苏联向中国移交中长铁路、旅大军港的协议。就是在这次访问中，还商定由苏联援助并贷款进行恢复、改建和兴建50个大型工业企业，这成为后来的“156项工程”中的首批项目。
　　1952年 8月，周恩来率领由陈云、李富春及政务院各部委领导人参加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征询苏联领导人对中国“一五”计划草案的意见，并提出对苏联科技和建设援助的需求。有关的基本原则确定后，周恩来和陈云先期回国，李富春等留在莫斯科学习、研究、谈判达9个月之久。直到次年5月，李富春和米高扬才签署了两国政府关于苏联对91个大型工业建设项目给予经济技术援助的协议。
　　1954年，双方又商定增加15项。这样，苏联援建项目达 156个。后来经两次商定，又增加18项，五次商谈共确定项目 174项。后经反复核查调整后，有的项目取消，有的项目合并，有的一分为几，有的推迟，有的不列入限额以上项目，最后确定为154项。因为计划公布156项在先，所以仍称为“156项工程”。
　　“156项工程”主要是重工业项目。从实际施工的150项看，军工企业有44个，冶金工业企业20个，化工企业 7个，机械加工企业24个，能源工业企业52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这些建设项目主要配置在东北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其中的106个民用工业企业，布置在东北的有50个，中部32个；44个国防企业，布置在中部和西部的有35个。通过这 150个项目的建设以及为其配套的项目的建设，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工业畸重沿海的状态，迅速展开较为合理的工业面局，建立起较完整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体系的骨架，起到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大作用。
　　苏联的援助并不是无偿的。比如1953年 5月中苏两国签订的协定规定，在1954年至1959年间，中方向苏方提供钨砂16万吨、铜11万吨、锑3万吨、橡胶9万吨等战略物资，作为苏援建项目的补偿。但苏联的援助确实是真诚的。他们动用人力、物力、帮助中方编制计划、援建项目、供应设备、传授技术、代培人才、提供低息贷款，并派出3000多名专家和顾问来华帮助建设，表现出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陈云同志曾经深有感触地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那时他们对我们的援助是真心诚意的。”
　　辉煌的一五成就
　　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修改、完善的过程，也是具体实施、投入建设的过程。1953年元旦，党和政府通过《人民日报》社论宣告：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人民在党中央的号召下，满怀极大热情，积极投身到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高潮中。经过五年艰苦奋斗，在提前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又全面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各项建设和生产指标，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五年内，完成基建投资总额达493亿元，超过原定计划的15.3%，加上企业和地方自筹资金，全国实际完成基建投资总额588亿元。施工的工矿建设单位达1万个以上，其中限额以上的有921个，比计划规定的单位数增加227个。到1957年底，全部投产的建设单位有428个，部分投产的有109个。由于这众多建设项目的下马，使过去没有的许多新工业建立起来，工业结构大为改观。
　　能源是现代工业的基础。在“一五”期间，能源工业在施工的重点项目中占很大比重。建成投产的煤矿有：辽宁抚顺矿务局西露天、老虎台和龙凤三个矿，阜新海州露天矿和平安立井，黑龙江鹤岗东山、兴安台两个立井，鸡西城子河立井，陕西玉石凹立井。建成投产的电站有：抚顺、富拉尔基、吉林、大连、佳木斯、石家庄、太原、包头、武汉、株州、郑州、洛阳、西安、乌鲁木齐、重庆等电站。扩建的油矿有甘肃玉门油矿。
　　钢铁是现代工业的脊梁。“一五”计划实施后，不仅充实了以鞍钢为中心的东北钢铁基地，而且在内地也开始着手建立新的大型钢铁基地。鞍山钢铁公司的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第七号自动化炼铁炉，从1952年开始到1953年11月先后建成。该公司薄板厂、第二初轧厂也分别于1954年和1956年竣工投产。此外，北满钢厂、本溪钢铁公司基本竣工。武汉钢铁公司及包头钢铁公司的第一期工程分别于1955年和1956年正式施工。
　　机器制造是现代工业的心脏。“一五”期间有一大批机器制造业工厂相继竣工。
　　第一座年产3万辆载重汽车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于1956年7月试装出第一批“解放牌”汽车。沈阳第一机床厂、哈尔滨锅炉厂、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分别于1955年、1957年竣工投产。第一座飞机制造厂正式投产并于1956年试制成功了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座电子管厂北京电子管厂于1956年10月建成正式开工生产，试制成功了10多种电子管。
　　到1957年底，还有武汉重型机床厂、洛阳拖拉机厂、哈尔滨电机厂、西安高压开关厂、西安电力电容器厂、沈阳电缆厂及兰州石油机械厂第一批重点项目也接近完工。
　　此外，有色金属工业、化学工业、轻纺工业、建材和森林工业等，也都有一批重点项目建成投产。
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使工业生产能力显著增强，产品产量大幅度增加，工业经济结构有了改善。五年内，工业总产值以每年18%的速度增长，达到783.9亿元，超过原定计划的21%，比1952年增长了128.3%。现代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26.6%上升到43.8%。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35.5%。上升到45%，使旧中国重工业过分落后的面貌有所改变。
　　中国在“一五”期间的工业发展速度远远高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1953年到1957年平均每年增长速度，工业生产指数为：美国 2.8%，英国4.1%，中国18%；钢为：美国3.9%，英国5.7%，中国31.7%；原煤为：美国0.4%，英国负增长，中国14.4%；发电量为：美国 9.1%，英国7.8%，中国21.6%。如此快的发展速度，初步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一五”期间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从几种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看，1957年钢产量达到 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296%，为建国前最高产量的5.8倍。原煤产量达到1.3亿吨，比1952年增长96%，为建国前最高年产量的2.1倍。发电量达到193.4亿度，比1952年增长166%，为建国前最高年发电量的3.2倍。工业建设的强劲发展势头，表明了新中国对社会生产力的解放，标志着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和富强的历史真正揭开了新的篇章。
　　“一五”期间，不仅经济发展速度快，而且经济效益好，是建国以来少有的好年段。这里拿1957年的数字同后来最好的两个年份作一比较。百元资金实现利税，1957年为34.85元，1984年为24.76元，1988年为20.063元。百元工业产值实现利税，1957年为34.70元，1979年为24.21元，1988年为 17.84元。此外，“一五”时期经济效益好还表现在建设周期短，物质消耗低，能源利用率高，流动资金周转快，劳动生产率高等。
　　“一五”期间，农业生产、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商业和科学教育文化事业都有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一定提高。各行各业轰轰烈烈，蓬蓬勃勃，整个国家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全社会呈现出崭新昂扬的精神面貌，社会主义的中国充满无限生机和活力，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满怀信心和希望地把社会主义建设的车论推向新的前程。
　　“一五”计划时期的经济建设实践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宝贵的经济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