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造成的严峻现实，迫使共和国决定政策的人们在一种较为冷静的气氛下，开始进行庐山会议工程。但"神仙会"上仍有分歧，毛泽东自己认为错误和成绩只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彭德怀写了一封信给他，却万万想不到"闯""大祸"。毛泽东怒责彭德怀：你是反中央，信是准备发表的，以争取群众，组织队，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林彪说：彭德怀好犯上，灵魂深处，没有脱胎换骨，是从个人野心出发，捞一笔，攻击主席。纠"左"的庐山会议骤然变成反右。
　　 "理想国"的最初危机
　　1958年，中国大地上腾起一股"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热浪。这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一次大规模的实践。
　　毛泽东设想通过以钢铁为龙头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的全面"大跃进"，赶超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英国和美国，通过组织人民公社，来实现生产资料占有和生产过程的高度公有化，以保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们思想觉悟的提高，在不远的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甚至具体勾画过中国共产主义的蓝图：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警察等等。若干乡村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在这里，毛泽东构筑了一个前人曾经梦想而未能实现的"理想国"。
　　毛泽东的"理想国"与其说是他个人的思想杰作，毋宁说更是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美好愿望。人们一方面享受着革命胜利和进入社会主义的喜悦，另一方面又为所处的贫穷和落后的状况所困扰。信心和责任，经验和热情，成为上自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一般公民实现"大跃进"的精神原动力。
　　但是，对于中国的建设，大多数人盲目多于科学，冲动超过冷静，正常的经济生活很快就被一种狂热打乱："钢铁元帅"升帐，全国发动9000万人大炼钢铁，能源、交通运输无法跟上，工业内部结构失衡；普遍建立公社，74万个合作社几乎在一夜之间并成26000多个人民公社，数以万计的农民砸锅拔灶，在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饭"，供粮计划被破坏。人们似乎失去了理智，大放"卫星"，制造一个又一个粮食高产的神话，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遍及城镇和乡村。
　　整个经济生活失去了平衡。与人们的愿望相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带来的不是经济进步，而是重大损失：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生产浪费严重，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人口大量死亡。
　　1958年底，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去湖南考察，耳闻目睹了农民口粮严重匮乏、公共食堂难以维系的情形。在他的家乡平江县，一位老红军战士递给彭德怀一张纸条："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
　　"理想国"面临着最初的危机。
　　"做冷锅上的蚂蚁"
　　其实，几乎所有的人都感受到了危机，只是感受的程度和理解的角度不同罢了。
　　1958年秋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开始觉察经济生活中的混乱现象，并力图整饬秩序，消除危机。1958年冬至1959年夏，中共中央召开一系列会议，研究对策。
　　1958年 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毛泽东强调必须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
　　同年11月28日至12月10，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八届六中全会，讨论并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不应当毫无根据地宣布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和"立即进入共产主义"。全会首次降低了1959年工业生产主要计划指标：钢由2700-3000万吨降至1800-2000万吨；生铁由4000万吨降至2900万吨；基建投资总额由500亿元降至360亿元。
　　1959年 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承认在公社所有制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指出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要有个发展过程。
　　会议决定人民公社权力下放，实行三级(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所有、三级核算、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体制。会后不久，毛泽东在一个指示中提出那个著名论断："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
　　同年4月2日至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八届七中全会。毛泽东对经济工作提出批评，再三说做计划要留余地；同时提出要学习"海瑞精神"，多听不同意见。全会再次降低当年计划主要指标：钢由2000万吨降至1800万吨，基建投资总额由 360亿元降至260-280亿元。会后，中央财经小组经过研究，再度削减指标，钢产量由1800万吨降至1300万吨，原煤由3.8亿吨降至3.4亿吨，水泥由1300万吨降至1100万吨，木材由4600万立方米降至3800万立方米。
　　冬去春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没有伴随着气候转暖而升温，反而有些降热。
　　问题是，所有对策都没有触及到引发狂热的动因，"理想国"的光环依然耀眼夺目。在毛泽东那里，事情甚至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批评"有些人太热了一点"，另一方他又指责"有些人爱冷不爱热"，并说"气可鼓而不可泄"。结果，除了指标和体制上作些调整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并未改变。自然，经济生活混乱和失调的状况也就没有根本好转。
　　1959年 6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纠正已觉察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的错误。参加会议的人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有关部委的主要负责人。
　　庐山会议一开始就似乎与前一阶段的一系列会议不大一样。7月2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会议需要讨论的18个问题。毛泽东尽管没有意识到(也不可能意识到)"理想国"是无法实现的海市蜃楼，但还是力图使实现"理想国"的进程由无序走向有序，由混乱转为平稳。他提出，各级干部"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要做冷锅上的蚂蚁"。毛泽东突出强调了一个"冷"字，为庐山会议定下了基调。
　　也许是因为毛泽东定下基调，也许更是因为严峻的现实迫使，共和国决定政策的人们在一种较为冷静的气氛下，开始进行庐山会议议程。
　　"神仙会"上的分歧
　　7月的庐山，万木葱茏，气候宜人，既能消夏避暑，又可放松精神。古迹胜景，神话传奇，更给人平添许多雅兴。人们多有超凡脱俗之感，犹如神仙。一时间，庐山会议竟有开"神仙会"一说。
　　然而，当"神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庐山会议的与会者都没有"超脱"。7月3日起，会议按六个小组进行讨论，人们很快在一系列问题上发生分歧。
　　对于1958年的形势，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接受了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总结的三句话：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于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经验很多，前途光明"似乎成为与会者估计形势的共同看法。实际上，各人所理解和强调的侧重点大相径庭。有人认为：去年确实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的跃进，今年仍然是大跃进，证明党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还有人认为：应该充分肯定，去年以来的成绩是伟大的，缺点仅仅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经过一年多的奋战，大跃进的事实证明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大跃进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继续前进的物质基础，而且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另一种意见则是低调的。周小舟说，对总的形势不可估计太乐观。他谈了湖南的情况：去年号称粮食翻了一番，达450亿斤，估计只有330亿斤；生铁76万吨，实际60万吨。一机部部长越尔陆认为，关于形势估计的三句话中，最重要的是第二句"问题不少，经验很多"。他说，大跃进中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比如刮"共产风"；计划不周，忽视比例关系，不按计划办事；不注意质量，多快与好省分家；等等。
　　刘少奇在中南组会上说：1958年跃进，吃了1957年库存，预支了1959年。因此，1959年、1960年都要补课。领导看好的多，而且估计偏高。他还意味深长地说，1958年最大成绩是得到教训，比跃进的经济意义大。上述意见虽然并没有对形势作几几开的判断，但重心都在强调1958年以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和严重困难。
　　当然，即使对形势持盲目乐观态度的人，也不能不承认存在的问题。不过，他们除了对问题轻描淡写以外，对产生问题的原因更是避实就虚。有人认为：工作中的缺点是在执行总路线时缺乏经验的情况下产生的，当我们还摸不准跃进的幅度究竟可以多大，而又想进得快一点的时候，是难以完全避免的。相当多的人持这种看法。
　　但也有一些人对原因的分析没有停留在经验这个层面上，而是开掘到领导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的深度。彭德怀在西北组会上说：1957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提高了，得意忘形，脑子热了一点。他还说：大胜利后容易热，就是熟悉的经验也容易忘记。彭德怀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容易犯官僚主义，因为党的威信提高，群众信任，因此，行政命令多。在大胜利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
　　在会外，少数与会者对原因的分析则更加尖锐。他们感到作为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已经滋长了一种容不得批评和听不得异议的作风，又极其任性和易变；他对经济工作知之不多，经常忘记了必须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对原因的看法，并不仅是认识程度的差异，从某种角度说是观点的对立。持后一种看法的人，会上的日子颇不好过，遭到一些指责。
　　毛泽东自己如何看?
　　7月10日晚，他召集小组组长开会，作了讲话。他说，对去年一些缺点、错误要承认。他甚至承认1958年计划偏大，项目多了；粮食实际产量不高，引起各方面不满。
　　但是他又说，从一个局部、一个问题来讲，可能是一个指头或七个、九个指头的问题；
　　但从全局来讲，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最多是三个指头的问题。成绩还是主要的。
　　他还说，有人说就是总路线搞坏了，从根本上否定大跃进，即否定总路线。所谓总路线，无非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会错。不能说1958年只有多快而无好省，也有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作具体分析。毛泽东还特别说到，打仗，没有从来不打败仗的将军。打三仗，一败二胜，就建立了威信；如果一胜二败，就建立不起来。他由此说1958年的总帐不能说得不偿失。意思是说"得大于失"。对于"失"的原因，毛泽东说：斯大林讲过，关于规律，人们适应时感觉不到，一破坏才感觉到了。去年破坏了一部分规律，才提高了认识。
　　他说到，对形势的看法如不能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把问题搞清楚。显然毛泽东尽管试图"冷"下去解决一点问题，但并不愿全盘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他讲话里所包含的这些意思当然支持了对形势抱有盲目乐观态度的人。
　　然而，分歧并不因此结束，不同意见也没有因此而消声。
　　彭德怀上书
　　7月14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详陈自己对1958年"大跃进"的看法。
　　当"大跃进"的热潮刚刚腾起时，彭德怀曾经有过疑问，但不久便赞同了一时尚难预料结果而声势却颇为壮观的建设运动。作为一位开国元勋，他何曾不希望中国尽早走向富裕和强盛呢? 可是一年多的实践使他疑窦丛生，深感忧虑。会议期间，彭德怀与周小舟曾推心置腹地交流过各自了解的情况。彭德怀说想找主席谈，又怕谈不好，所以想写信。周小舟积极赞成他的想法。彭德怀还同住得很近又意见一致的张闻天多次交谈。他们甚至议论说："主席自己犯了错误，不认帐，不检讨，反而责备别人；
　　有些人让胜利冲昏了头脑，主席也有些骄傲。"
　　7月12日彭德怀去毛泽东住处，适逢毛泽东正在睡觉，没谈成。此时，彭德怀又听说会议将要结束，便决定给毛泽东写信。
　　事后，彭德怀这样谈到自己写信的动机："我当时认为主要是产生一些'左'的
现象，而右的保守的思想也有，但那只是个别的或者是极少数的。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这些问题，在庐山会议初期，到会同志并没有倾心置腹地谈出来。鉴于以上这些情况，就促使了我给主席写信的念头。""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议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
　　这封信只有3600余字，讲了两个大问题："甲、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彭德怀肯定1958年工农业总产值、农副业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他也指出，1958年的基本建设，有些项目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这是一个缺点。关于公社化，彭德怀肯定"具有伟大意义"，但也指出"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
　　他还指出全民炼钢铁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虽然付了学费，但也"有失有得"。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这一部分是彭信的重点。他说，1958年的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对社会主义建设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但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彭德怀总结了两点：
　　1.浮夸风普遍地滋长起来。他说，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
　　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脑子发热起来。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彭德怀指出，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彭德怀还指出，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被否定，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彭德怀认为，由于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是具有政治性的。
　　应该指出，彭德怀的信并没有否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但他似乎仍担心有"言过其实"之处，在信里说自己"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还向毛泽东说明，信是特写给他作参考的。
　　彭德怀万万想不到，他的信"闯"下了"大祸"，拉开了一场悲剧的大幕。
　　从责难到批判
　　两天之后，彭德怀的信被毛泽东冠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印发给与会者。毛泽东起初未作更多的表态，只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说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
　　本来就存在的认识分歧，由于彭德怀信的下发而更加突出起来。
开始几天，一些与会者赞同彭德怀在信中所作的分析，认为彭德怀的信指出了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和光明的前景。有些与会者说："彭总指出的一些缺点错误，实际工作中都是存在的，提出来是有好处的，只是有些问题提法和分寸上需要斟酌。"周小舟说："彭总给主席的信，我认为总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我认为是可以斟酌的。"一些与会者还对彭德怀的精神表示赞赏。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水电部副部长李锐说："彭总的信把一些意见提出来作为对立面，引起大家深入讨论，这种精神是好的。"山西省第一书记陶鲁笳还说，"我们目前很需要彭总这样的精神"。
　　17日才上庐山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一到会便粗看了彭德怀的信，说彭信有漏洞，有问题，还有刺；照实际情况，还可以说得重些。他还说，"问题不少，即是讲缺点错误不少。"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主要的是由于经验不足，部分的是由于主观片面"。看得出，他同彭德怀的意见是一致的。
但是，责难者也大有人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最早指责了所谓"得不偿失论"。他针对彭德怀信中"有失有得"的提法说："就某一部分来
说是有失，但就整个情况来说，不仅不是得不偿失，也不是有得有失，而是得多于失。"
　　有些人说："成绩是统治的，主导的，缺点和错误是从属的，不可避免的。认为得不偿失是不对的，也不能认为有得有失、等量齐观。"
　　有人说："彭总的信的问题，不在于个别措词用字的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有问题。彭总的信也是讲成绩与缺点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但从他的信通篇精神来看，对缺点的看法决不止一个指头。这封信里把去年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看成好像把整个阶级关系搞翻了似的，看成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的表现，看成为去年一度出现的左的偏差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是不正确的。"
　　有人反问道："具有'政治性'的错误，是不是路线性的错误? 紧张是不是影响了工农关系，引起了工农联盟的破裂? 应当说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在实际工作中对某些问题的估计和处理上有缺点错误。左的错误是否很难纠正?"
有人说："如果认为我们犯了左的错误，就相对的否定了我们方针、路线的正确性，也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伟大的成绩。"
　　有些人虽然没有从总体上指责彭德怀的信，但却逐条严厉批评信中的观点。比如认为彭德怀说对速度问题认识过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许多问题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后都得到了解决。比如认为彭德怀说"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伪象"，是实际上否定了去年农业大跃进的成就。再如彭德怀分析产生错误的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而有人说总路线及其一系列口号"并不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而是一种伟大的力量"。其实，逐条批评与总体责难相去不远。当然，不管怎么说，这时的责难还只是就事论事，尚未超出那封信所涉及的范围。
　　在一片责难声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却在 7月21日第二组小组会上作了长达三小时的发言。以坦白的襟怀全面赞成彭德怀信中的看法，并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作了切中时弊的深刻分析。张闻天发言之前，对彭信的非难渐甚，风声日紧。有位与会者好心地劝张闻天少讲些缺点，他还是坦然而鲜明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张闻天一共讲了11个问题，从"大跃进"缺点的产生、估计、原因到政治与经济关系、三种所有制关系和党内民主，都作了阐述。张闻天指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缺点不仅在经济上造成重大损失，而且损害了党和国家在人民群众中、在国外的信誉。他特别指出，分析缺点产生的原因不能以归结为缺乏经验为满足，应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并把后者作为研究经验的重点。
　　张闻天说，我们在研究和运用经济规律上还不够，有的人根本看不起它，认为只要政治挂帅就行，轻视算帐，而"社会主义不计算是建设不起来的"。他还专门说了党内民主作风问题，呼吁"要领导上造成一种风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提意见，生动活泼"。他强调，"我们当权的政党，正确对待这些问题特别重要"。无疑，上述发言内容本身就是对彭德怀看法的支持。
　　发言的最后，张闻天专门谈了对彭德怀信的看法。他说彭德怀的意见书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好的。关于得失的看法，他说彭讲的是局部问题，而且意思强调成绩，在这一方面有得有失，考虑一下是可以的。关于各方面关系紧张"具有政治性"的说法，张闻天认为除反革命利用缺点攻击我们外，人民内部也有矛盾，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应该考虑。关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张闻天认为，如果讲一个时期，这样讲问题不大。关于纠"左"比纠右难，张闻天说比过去纠正错误肯定容易，但容易到什么程度，还要看我们工作做得怎样，抓得紧就容易，抓得松，就不那么容易。
　　如果说彭德怀上书直率而尖锐，那么张闻天发言则犀利而深刻，他不仅是回答对彭德怀信的责难，而且是在更深层次上剖析整个"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
　　可是，张闻天并不知道，"厄运"正在降临。
　　沉默了几天之后，毛泽东发话了。7 月23日，全体与会者听了毛泽东讲话。毛泽东说：感到有两种倾向，一处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只愿大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接着，毛泽东话锋一转：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所有右派言论都出来了。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 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
　　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说我们脱离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
　　毛泽东愈说愈尖锐：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毛泽东说："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受资产阶级影响，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之下。
　　毛泽东还说，这些人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三十公里了。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欢迎。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
　　毛泽东的通篇讲话并没有点彭德怀的名，却再也明白不过地严厉批评了彭德怀。
　　他甚至在讲话中表明自己与彭德怀势不两立的态度，他说，"你独裁，不如我独裁"，"人民解放军跟你走，我就上山打游击"。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对彭德怀上书的公开表态。毛泽东曾经提倡人们"做冷锅上的蚂蚁"，但他只是打算在"理想国"的旗帜下作些步骤上的适当调整。当他感觉这个界限将被突破时，他就不能容忍了。
　　毛泽东的讲话，使整个庐山会议转了向：纠"左"骤然变成了反右。
　　会议对彭德怀的信由责难发展到了批判。有人说：现在有一部分人对总路线发生了动摇，缺乏信心，这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这其中大部的是思想认识问题，但有的是立场问题。有人认为彭德怀对缺点的估计实际上牵涉到方针路线问题。
　　有人说，在取得伟大的成绩而又发生不少问题的情况下，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在骂我们；党内外有一些人在怀疑大跃进，怀疑党的总路线。有人认为每当进行重大的社会改革或社会主义建设处在重要的发展关头，资产阶级总是向我们进攻；主席说的党内存在的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其实质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有人甚至联系历史，不点名地批评彭德怀：抗战初期，主席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有人不同意；洛川会议上主席提出的战略方针，有人在执行上并不是那么坚决的。
　　柯庆施在他的长篇发言中说，现在有人只衷心高兴第二句话(问题不少)，到处扩大缺点，与主席对于形势的看法完全不同。他说，彭德怀信的"整个内容，应当肯定是错误的"，彭德怀"否定了大跃进的伟大成绩，实际上也就否定了总路线的正确"。
　　柯庆施还指名道姓地说张闻天的发言与彭德怀"有同样的情况"。这些批评已不是说彭德怀的信"有片面性"，更不是说词语提法的问题，而涉及到"立场问题"、"路线问题"了。
　　7月26日，毛泽东下达指示：对事，也要对人。并于当天对李云仲(原国家计委基建局副局长，时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 )来信作出批示。毛泽东在批示中说："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他还说："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
　　对彭德怀的批判随着毛泽东指示和批示的下达开始升温。小组讨论中，庐山会议被说成是"围绕党的总路线这一中心展开的一场大辩论、大论争的会议"，彭德怀被说成是党内反对总路线的代表，张闻天发言被认为是"一个反总路线的纲领"。曾经在会上批评过1958年失误的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锐等人，在小组会上受到指名道姓的严厉批评。
　　由于毛泽东要求"对事也要对人"，讨论中有些人除了"穷挖"彭德怀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还指出彭德怀有攻击毛泽东之嫌。有人说彭德怀"对于少种高产多收的批评是暗指主席的"。还有人说，彭德怀的言行是"放暗箭"，"彭总一再讲我与主席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试问，这是学生对先生应该采取的态度吗?"
批判加温之后，一些同情、支持彭德怀观点或者批评过1958年错误的人，多数迫于压力，个别人(如陈伯达)见风使舵，都各自作了自我批评，并对彭德怀的信重新表态，上纲上线，严加批判。
　　尽管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李锐等人在讨论中检查了自己看法的不当之处，甚至不得不违心地检讨自己对1958年工作失误的批评，但是与会者已不能心平气静地听取他们的意见了。尽管有些同情彭德怀的人在讨论中降低调子，保持温和，但是同与日加剧的大批判的汹汹来势相比，不过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已由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完全转向了批判彭德怀和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李锐。或许是觉得批判不力，或许是希望教育全党，毛泽东在7月29日宣布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提出要解决两个问题：修改指标问题和路线问题，究竟采取哪一条路线，这预示着更大的暴风雨又要来临了。
　　两次常委会
　　八中全会召开的前两天，毛泽东于 7月31日和8月1日主持开了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参加常委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 陈云、邓小平因健康原因未参加庐山会议)，以及彭德怀、彭真、贺龙。黄克诚、周小舟、李锐、周惠(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旁听。两次常委会，都是主要由毛泽东讲话。
第一次常委会，毛泽东首先"翻旧帐"，历数彭德怀在历史上的"错误"：从井冈山斗争到抗战时期的王明路线，再到解放后的高饶事件。毛泽东说：失、得之说，反映灵魂深处如何? 9000万人上阵炼钢，比6000万人要好。有一点损失，我也一点不痛心，横直没有经验。从根本上说，是得多于失。没有失，哪来的得?
毛泽东对彭德怀说：在几次路线中你都摇摆，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三十一年，是否如此?
　　彭德怀回答说：政治与感情，你结成一体，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我是是非各半的人(同主席关系对半开)。
　　毛泽东又谈彭德怀给他写的信：照信的后半部分估计，前半部分是动摇的。你说发表你的信你不高兴，不一定吧。写这信的目的就在于争取群众，组织队伍。
　　林彪在这时插话：完全同意这个看法。
　　毛泽东又说：多次重要时期，你从没有写过信，为什么这次要上万言书? 这一回反映了你对待困难的态度问题。
　　毛泽东这次的讲话，已经把彭德怀写信说成是有政治目的的行动，即所谓"争取群众，组织队伍"。
　　第二次常委会，朱德首先发言，他只就彭德怀的信作了些批评。毛泽东用"隔靴搔痒"的比喻，表示了对朱德的不满。朱德停止了发言。相反，林彪却作了所谓"击中要害"的发言，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
　　毛泽东照例由远及近，继续从清算"旧帐"开始，作了长篇讲话。毛泽东说彭德怀是经验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他对彭德怀说：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你主要是向着中央领导机关，并非向省，更不是向群众。这是我的观察。讲"得心应手"的话，是指领导机关，其实讲这个，锋芒是攻击中央。你不承认，也可能承认。我们认为你是反中央，信是准备发表的，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
　　你的经验主义、宇宙观、世界观、你的政策，同我们是两个政策：要修正总路线，你想搞另一个，还没有提出来。你的方法是，信的前半部分说总路线正确，其实毫无感情；全部感情在后半部分。就是说你这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历来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毛泽东甚至冷嘲热讽：六亿人中最高明的是你。
　　彭德怀觉得实在过分，一方面检查自己写信有不成熟之处，另一方面也真诚地再次说明信是在会议即将结束时写给毛泽东个人的，请毛泽东斟酌有无参考价值。
　　毛泽东说："此话不真实"，并说彭德怀"内心深处不见人"；"言为心声"，是"右倾机会主义"。他改正了 7月23日讲话的调子，说：这回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上次说的不准确，说是无计划、无准备、无组，跑到右派旁边，只差50米了。
　　林彪说，彭德怀好犯上，有思想、愿望、目的，有个路线、纲领、世界观；混同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个人野心，政治方向，灵魂深处，没有脱胎换骨，危险在此。
　　他说彭德怀是从个人野心出发，捞一笔，攻击主席。林彪还奉承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这样大局面，理论、知识、精力、威望，只有毛主席有。"林彪按照毛泽东定下的基调批判，又对这种基调作了精心的发挥。
　　政治局常委会把庐山会议的批判推向了又一个高潮。
　　"热风吹雨"洒江天
　　刚上庐山时，毛泽东写了一首《登庐山》的诗，其中有两句是："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8月2日开始的八届八中全会对彭、黄、张、周的批判，真的是"热风吹雨"，甚至是狂风暴雨。
　　毛泽东先在全会上作简短讲话。他说，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讲过，危险无非是： 世界大战，党的分裂，那时并无显著迹象。现在有此迹象。他还说，"共产风"，三级所有制，落实指标等问题，还有没有? 基本上不是这方面问题，不是指标越落越低，越少越好，而是反右倾，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的领导机关、向人民事业猖狂进攻的问题。错误、缺点确实多，已经改了，但那不算数。他们抓住那么些东西，来攻击总路线，想把路线引导到错误方面去。此话说得是否对?请大家讨论。
　　当天，毛泽东还写了《给张闻天同志的信》，满篇讽喻。其中说："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
　　此后，"军事俱乐部"、"反党小集团"、"野心家"、"伪君子"、"组织队伍"
　　等说法在会上传开。
　　全会的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按照上述说法揭发批判"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和"军事俱乐部"。有人说，彭反对政治挂帅、第一书记挂帅，并不是对我们的，正是对毛泽东同志的。有人说，他们的意见书和发言都偏偏强调缺点，加以夸大，无视事实，满眼黑暗，是不是从个人有什么打算出发来看问题? 应该挖挖根子。有人说，彭的信不是仓促写成，而是经过周密预谋的，整个矛头是指向毛泽东同志的。还有人说，意见书是一支箭，射向党中央，射向总路线。总之，追动机，查历史，翻老帐，扣帽子，揪辫子，打棍子，不一而足。批判中，推波助澜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随声附和者有之。当然，出于被迫者亦有之，不过在这种"一边倒"的态势中，他们已无可奈何了。
　　在全会开会过程中，毛泽东接二连三地批发了数份文件，其批语的中心意思只有一个：反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的批语随时印发会议人员，使得批判更加风狂雨猛。
　　高压之下，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在全会上作检查。需要说明的是，7 月23日毛泽东讲话后，彭、黄、张、周就被迫开始作检查。不过，起初他们还能坦诚地说明我们的意见，并对上纲上线的"罪名"作些辩释。逐渐地，他们辩解的余地越来越小。最后，他们无路可走，只能用自己根本不能接受的"罪名"来批判自己。
　　彭德怀曾经多次流露过自己那种极为痛苦的心情。开全会的前一天晚上，他对警卫参谋说："主席批判我这次写信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有目的地向党进攻，我实在难以接受。"第二天早上，正式开会前，他又喃喃自语："我已经够臭的了，这次还要把我搞臭。不过这样也好，这样才能在全军消除我的影响。"内心的愤懑和痛苦溢于言表。
　　8月16日，全会闭幕。会议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决议说：庐山会议以前到会议期间，党内出现了以彭德怀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反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在这样一个时机，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为危险。"
　　决议说，"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
　　决议认为，彭德怀"这一次所犯的错误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社会的、历史的、思想的根源。彭德怀同志和他的同谋者、追随者，本质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参加我们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和唯我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
　　决议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紧要关头，进行这一次反对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党内斗争，一定将使党的队伍和人民的队伍更加巩固，党和人民的斗志更加昂扬。"
　　全会决定：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岗位，保留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以观后效。
　　庐山会议结束了。但是，由庐山开始的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却方兴未艾。
　　会后，全党上下铺开"反右倾"斗争的摊子，各地纷纷批判、清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划了一大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庐山会议的这一场批判，中断了自1958年底开始的不彻底的纠"左"进程，直接导致了1960年上半年的持续"大跃进"。以"理想国"为目标的这场运动，由降热重新升温。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风愈刮愈烈。人们终于吞食了更大的苦果。1960年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下降530亿斤，低于1951年的水平。1960年的财政赤字达81.8亿元，比1959年增加赤字16亿元。百元积累创造的国民收入，1959年已经由"一五"计划期间的35元下降到19元；而1960年竟成为负数，为-0.4元。人口非正常死亡严重。
　　庐山会议后的新的"大跃进"同样是一场国民经济的大倒退，甚至到了大崩溃的边缘。
　　庐山会议刚刚过去一年，事实就雄辩地表明真理在彭、黄、张、周一边，同时宣告了"大跃进"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