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已经过去40年了，其功过是非，我们党早已作出了正确的结论。但是，人们的认识并未尽一致。有的人只看到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后果，就否定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有的人只看到整风运动转变为反右派斗争的历史表象，而对我们党发动整风运动的初衷表示怀疑。而别有用心的人则不顾历史事实，诬蔑发动这场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毛泽东的“大阴谋”。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究竟是如何酝酿发动起来的?其间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变化情况是怎样的?本文拟根据有关档案材料，特别是毛泽东的文章和谈话，对于这一问题作一勾勒。
　　全党部署 整顿三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和一系列民主改革的任务。1953年起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经济建设的许多指标已超过或接近完成“一五”计划的规定指标，原定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三大改造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这些胜利标志着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历史的发展已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课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面前。
　　1956年 9月间召开的党的八大及其前后，党中央和毛泽东正确地提出：要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技术革命上来；在我国，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阶级矛盾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以及社会中的各种关系，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
　　波匈事件的发生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震动。党中央、毛泽东冷静地分析了国内形势，认为总体是好的，是稳定的，中国不会出现大乱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应该认真把中国自己的工作做好。
　　党中央和毛泽东也清醒地看到，在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党内还存在着一些与新的形势和任务不相适应的不良思想作风，社会上还存在着不安定因素。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执政的党，已经在国家全部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执政党的地位，使党面临着新的考验。党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思想作风及骄傲自满的情绪有所滋长。新形势下日益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常常表现在领导者和人民群众之间，而党内许多人对此不能正确认识，往往采用单纯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用错误的态度对待群众。加上苏共二十大后世界性反共潮流的影响，1956年下半年起，一些城市和农村出现了少数人闹事的情况。
　　在这种大背景下，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了全党整风的部署，希望通过党的整风，克服党内存在的不良思想作风，正确解决党内矛盾，带动党和国家制度上作风上的改革，推动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中心的社会政治建设，进一步创造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环境。
　　整风运动的开展，是经过了一个酝酿和准备过程的。1956年 8月30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上说：八大要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作风切实反一下。9 月15日，在八大开幕词中他又指出：这三风是违反马列主义的观点和作风，不利于党内外的团结，阻碍我们事业的进步，必须通过思想教育来大力克服。11月15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要在明年开展一次新的全党整风运动，并且说：“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1957年3月8日，在同文艺界人士谈话时，毛泽东又提到党要整顿三风，并说中央委员会要开一次会，发一个指示，今年准备，明年开始。3 月12日，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中央决定今年开始党内整风，方法是学习和研究一些文件的基础上，每个人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既要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缺点和错误，又要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对一棍子把人打死的办法。会后，毛泽东南下济南、南京、上海等地视察，又多次谈到了整风的必要性、目的和方法等。 3月20日他在上海党的干部会议上还乐观地说：这次整风的结果，估计会使我们党得到相当大的进步。4月初，中央起草了《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4月 9日，毛泽东作了修改，同时起草了中央关于发出这一决定草案的通知。这个草案和通知因故未发出。
　　以后中央又重新起草了《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初稿)》。4 月27日，陈云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一文件。同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即将发出整风、党政主要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和请各地分析研究党与人民群众各项具体矛盾的通知》，指出，整风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4 月28日，毛泽东又对整风指示作了修改，并指示：“准备五月上旬或中旬公开发表。”4 月29日，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同志专门讨论了有关开展整风运动的问题。4 月30日，毛泽东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就开展整风运动征询意见。参加谈话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和各方面党外人士共44人。毛泽东在会上说：“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揭露出来的矛盾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他指出整风总的题目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他强调整风的办法就是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毛泽东的谈话以真诚的态度向党外人士讲明了党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和意义，并热诚欢迎他们向党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1957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指示》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从革命的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正处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为了克服几年来党内新滋长的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必须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便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新社会的建设，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指示》重申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指示》提出，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个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应该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指示》还指出，为了加强党同广大劳动人民的联系，在进行整风运动的同时，应该在全党提倡各级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指示》的公开发表，标志着全党整风运动拉开了序幕。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决定开展全党整风，完全是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以适应党所面临的新形势和肩负的新任务所采取的措施，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其目的及所规定的方法都是毋庸置疑的。
　　正确对待 公开批评
　　毛泽东认为，党外人士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批评，对整顿三风、改进工作极为有益，而能否正确对待这些批评，是关系到整风成败的关键问题。因此，在整风初期，他大力倡导公开批评，并再三告诫全党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批评。5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保加利亚军事代表团谈到整风运动时说：对党的缺点和错误，要公开在报纸上批评。
　　要党内党外一块来，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是和党一道的。共产党的缺点可以公开批评，人民政府的缺点也可以公开批评，要使公开批评成为习惯，言者无罪。5月4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中说：最近两个月以来，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
　　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在适当的时机，采取分析的态度给予回答，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中肯的。即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目，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5 月16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里又一次说：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 90%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
　　根据中央整风运动指示的精神，为切实改进干部作风，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中央于 5月10日发出了《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认为“领导者参加生产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有利于及时地、具体的发现和处理问题”，“比较容易地避免和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许多错误。”要求“包括中央委员会在内的各级党委、政府和人民团体中的党的主要干部，除年老体弱者外，每年都应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体力劳动。”并指出，干部参加劳动也是当前整风运动要求达到的一个目的。这个指示对干部参加劳动的方式和办法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是整风运动初期中央为改进工作所采取的一个具体措施。
　　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部署，中央统战部于5月8日至6月3日，召开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共开会13次，有70余人次作了发言。在座谈会上，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大量的批评意见的建议。例如，张奚若在发言中批评党内滋长了骄傲情绪，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好大喜功。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二、急功近利。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用速成的办法去做。三、鄙视既往。
　　忽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
　　四、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陈叔通在发言中提出，希望检查一下八年以来的工作中，由于保守所造成的损失和由于冒进所造成的损失，究竟哪一方面大。刘斐在发言中说，现在党政关系中，有些上分下不分，早分晚不分，此分彼不分，特别是县以下，就只看见党，看不见政的现象。下面的人民代表大会也开得不正常。黄鼎臣的发言中说：过去党组常常直接代替行政部署工作，今后行政方面的工作，还是由行政上下达命令较好，而不要由党组出面。还有一些党外人士在发言中提出了应加强法制建设，改进统战工作，重视发挥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作用等方面的意见。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工商界座谈会，共开会25次，有 108人次发言。《光明日报》编辑部分别在上海等九大城市邀集部分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开座谈会向党提意见。国务院各部门的党委、各省市委和一些高等院校的党委，也相继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请他们帮助党整风。
　　在这一时期的各种座谈会上，党外人士畅所欲言，他们提出的批评或建设，其中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和中肯的，是以切实帮助党整顿作风，改进工作为出发点的。各级党组织和党政领导也能以欢迎的态度，认真听取党外人士的批评建议。应该肯定，整风运动初期总的发展形势是比较好的。
　　右派进攻 整风搁浅
　　整风运动开始以后，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散布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放肆地向党发动进攻。他们说“现在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形势非常严重”，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没有优越性，诬蔑国内形势是“一团糟”，“现在政治黑暗，道德败坏，各机关都是官僚机构，比国民党还坏。”他们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和各项建设成就，说“历次运动失败的居多”。他们甚至公开提出要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叫嚣“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右派分子别有用心的煽动和阴谋活动，加上当时采取大鸣大放的形式，一些地方举行群众性集会，贴大字报，某些报刊也传播一些错误言论，一时间造成了极为紧张的气氛。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当听到李维汉向他汇报说，有人散布要与共产党“轮流坐庄”、搞“海德公园”等谬论时，毛泽东说，他这样搞，将来会整到自己头上。并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当李维汉汇报到有人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这时的形势发展，已使毛泽东的注意力不可能再专注于领导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而渐渐转向对右派势力的分析和考虑及如何反击右派的进攻。
　　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文中写道：“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右派在和我们“互争对中间派的领导权”。“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毛泽东还写道：“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有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毛泽东还把与极少数右派之间的斗争，说成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写成后，没有立即下发，而是到反击右派开始后的6月12日才印发给党内干部阅读)。
　　5月中旬至6月初，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出了反右斗争的策略。5月20日，中央在《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中说：“在一个短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但是各省市党委必须指导宣传部门和党报立即着手分类研究右翼的反动言论和其他资产阶级论点，准备在适当时机(中央届时另作通知)发表一批论文和社论，予以反驳和批驳。”6月6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说：“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6月8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中更加明确地提出：“每个党报均要准备几十篇文章，从当地高潮开始跌落起，即陆续发表。”到适当时机，对破坏性的批评予以反驳，逐渐“将空气完全转变过来”。
　　《人民日报》6月8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始。随后《人民日报》又陆续发表《工人说话了》、《不平常的春天》等社论。这些社论指出：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右派分子对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甘心的，匈牙利事件加强了他们的一种想象：在所有制方面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的国家，仍然可以推翻，可以变质。这些社论，有的是毛泽东亲自起草或修改过的。
　　6月10日毛泽东向党内通报反右斗争的情况：“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6月 8日开始反击反动派。”“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
　　并指出：“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一场反右派斗争随即按照这样的部署，在全国范围开展起来。
　　应当看到，当时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右派分子虽然是极少数，但能量却不小。他们的言行在一部分人中间具有较大的煽动作用和欺骗作用，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形成了一股反动的思潮。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和毛泽东为避免全国性的思想混乱和政治动荡，在全国人民中间澄清根本的大是大非，维护党的领导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对右派的进攻给予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毛泽东在这时对国内形势的分析，和他几个月前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他鲜明地指出极少数右派进攻的性质和危险性，但另一方面，他又过分夸大了右派势力的力量，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了。这无疑铸成了后来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认识上的错误。另外，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采取先纵后抑的做法也是不妥当的。如果当右派言论出现以后，即在适当的范围，采取适当的形式给予批驳、反击，并辅之以正面引导和其他转化工作，就有可能避免后来出现扩大化的错误。
　　发动反右 走入误区
　　在反右派斗争的开始阶段，斗争在规模上和形式上已呈现扩大化的趋势，但党中央和毛泽东在主观上还是想把这场斗争限制在一个相当的范围内。毛泽东在反右派斗争发动时曾提出：“反右派的整个过程，做得好，有一个月左右就够了，然后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认识上的偏差使反右派斗争步步升级，采用了大规模群众阶级斗争的方法，扩大化的错误逐渐严重。由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毛泽东违背了自己刚刚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大规模开展起来的反右派斗争中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把大量的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把一些在涉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等重大问题上发表了意见，虽然有过激言词，但不是根本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视为资产阶级右派；还把许多出于善意向党和政府提出正确批评意见的人也视为资产阶级右派。
　　6月26日，中央在《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中虽然指出了对于右派的数量不要估计不足，划得太少，也决不要扩大化。但着重点在强调右派划得太少是右的，也是危险的。6 月29日，经毛泽东批改发出的《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中说：对极右分子必须打得准，打得狠，来不得温情主义。“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在全国大约有4000人左右。”7月1日，毛泽东公开点名批判了章伯钧、罗隆基和民主同盟、农工民主党，并肯定地认为，资产阶级右派就是资产阶级反动派。7月9日毛泽东向党内通报说：右派骨干人数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4000人，而是大约有8000人。从估计全国极右分子约4000人，到估计约有8000人，其间相隔仅短短10天。
　　7月17日至 21日中央在青岛召开了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文章一开始就强调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性：“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首次明确提出了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命题，指出：“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
　　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毛泽东还提出要分期分批在全国城乡普遍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篇文章于8月2日印发给党内，使已经日趋严重的反右扩大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5 月份以来主要是在省市以上党政机关、大专院校、民主党派、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中进行。青岛会议以后，反右派斗争一方面在上述单位继续深入展开，一方面推向地、县两级，并逐步推向全国各地区、各界和各部门。随着这场以反右派斗争和批判错误思想言论为主要内容的“全民整风”的开展，反右扩大化的错误更迅速地蔓延开来。
　　8月1日，毛泽东估计：随着反右斗争的深入开展，右派人数将逐步增多。9月2日，中央在《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中说：“已经发现出来的党内右派分子已有3000余人”，并批评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右派的问题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温情主义错误。
　　9月20日至10月9日，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会议的主要议题。毛泽东在《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中，轻率地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变化的正确分析，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毛泽东在理论上的一个重大失误。
　　10月15日，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和《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标准》规定了划为右派分子的 6条标准，其中主要的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应划为极右分子的主要是右派活动中的主谋和骨干分子。《标准》还指出了“其错误应予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的6种情况。应当肯定，这样的标准，政策界线还是比较清楚的，但是也存在空泛和不易掌握的缺陷。再加上当时反右扩大化和“宁左勿右”已成气候，这样的标准很难真正贯彻执行。
　　到1957年底，全国的反右派斗争大体都已进入扫尾阶段。12月 8日，毛泽东又邀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谈话中毛泽东提到了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他说：第一，对右派分子要有所处分，不处分不足以平民愤；第二，还要留点情，不可太严。并说这样做目的一为争取中间分子，二为分化右派。
　　12月12日，中央发出《关于在国家薪给人员、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则》，提出了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办法。从《原则》附录的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统战部处理右派的典型材料看，当时被划为右派的人受到较重处分的占大多数。
　　《原则》中规定的处分办法，即便对于真正的右派分子，打击也是过重的。
　　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终于没有得以遏止，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深远的不良影响。
　　首先，一大批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和民主人士被错划为右派，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和不应有的打击，因而长期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和不幸，也是国家和民族的损失和不幸。其次，使全党整风背离了原来的意义，党中央、毛泽东预期的整顿三风的目的未能达到。毛泽东在反右派斗争开展以后，虽然也指出要继续整风，并把反右派只作为整风四个阶段中的一个，但在实际过程中，反右的声势越来越浩大，整风运动已不可能收到实效、落到实处。相反，党内的主观主义作风却在反右斗争中及以后大大发展了。第三，助长了毛泽东在国内阶级斗争和主要矛盾的认识上产生了“左”的错误。毛泽东从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实践中提出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命题，轻率地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的正确论断，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导致了后来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
　　四十年后的评说
　　世人对这一历史事件众说纷纭：一概否定者有之；曲意护短者有之；更多的是公允而客观地评论其功过是非。我们还是让历史事实说话。
　　历史表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虽然人数极少，但是，他们的活动确实是以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的。经1978年复查后，维持右派原案，只摘帽子、不做改正的人全国只有很少数人。据某省抽样分析，这些人大体有这样几种类型：
　　第一，是资产阶级分子，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心怀不满，敌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二，是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坚持反动立场的人，由于土改时家庭的剥削分子被清算、斗争、管制或被镇压，因而对党有刻骨仇恨，敌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第三，本人属于劳动人民出身，但有政治历史问题或刑事犯罪问题，曾被批判、处分或判刑，对党长期不满，堕落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这就表明，1957年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是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并在当时条件下激化的具体表现。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给予必要的反击，就在全国人民中间澄清了大是大非，稳定了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不进行批判的反击，不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全国就要陷入思想上政治上的大混乱，我们就不可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胜利前进。
　　但是，由于在反右派运动过程中，一再强调反对“右倾情绪”，反对“温情主义”，在干部中普遍存在“宁左勿右”的思想，因此，反右派运动波及的面越来越广，划定的右派分子越来越多，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首先，是错划和受株连的面很宽。在反右派的斗争中，全国划定右派分子共55万多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复查，除少数人不属于改正的以外，全部均予以改正。
　　其中改正了中央、国家机关、省、市、自治区一级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反党集团”、“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地方民族主义反党集团”共有20多个。另外，被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划为中右分子的30余万多人，也全部改正平反了。因被划定为右派，反社会主义分子、中右分子而受株连的干部和家属子女的问题，也都先后落实了政策。
　　其次，是被错划的同志受到严重的打击，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或者是极右分子帽子，或定为右派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轻则降级留看，在本单位劳动改造，重则送劳教、农村工矿监督劳动，甚至判刑劳改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均被开除党籍，有的人还被开除公职、学籍。相当长的时间把他们等同于地、富、反、坏。
　　再次，是反右派斗争的错误的延续时间很长，未能及时纠正。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不久，党中央曾发现一些单位把划定右派的标准放宽了，提出过“应该按照正确的标准及时地、实事求是地加以改正”。但是，在实际上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没有付诸实行。而且其所强调的重点是反对“温情主义”，反对“右倾情绪”。这样，已经发现的扩大化的错误不但没有得到及时纠正，而且还在继续发展。
　　从1959年到1963年间，党中央曾先后给五批右派分子摘了帽子，但改正工作仍没有做。本来在1962年 1月中央召开的扩大中央工作会议上，有同志提出改正错划右派的问题，但仍然没有得到解决。1962年10月，中央还规定“对右派分子不应当一般地提出甄别平反问题”。这样右派问题成为一个“禁区”。因此，几十万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和朋友蒙受冤屈20多年之久。直到1978年以后，党中央决定改正错划右派分子的案件，宣布给尚未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并给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这是党中央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
　　反右派斗争中，在对于什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没有明确的政策界限，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从已经平反改正的错案中，作些综合分析，有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大部分人出于善意，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批评，现在看来是有利于改进工作的。
　　把他们划为右派，是完全搞错的，当然必须改正。第二，一部分人在涉及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等重大问题上发表了意见，有某些过激的言词，但不是根本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他们划为右派分子也是错误的，也应该改正。第三，一些人确有某些错误的言行，但他们同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在程度上和情节上有所不同，属于可划可不划，有的在后来确有转变，在这次复查中也给改正过来。
　　反右派斗争中，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比较普遍的有十种情况：(1).敢于实事求是地对本单位的领导以及上级领导的存在问题提出批评意见，对党领导历次政治运动所采取的政策以及执行中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被错认为是“向党进攻”、“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否定历次政治运动”而错划为右派。(2).相信组织，如实反映自己的思想状况，向党交心，检查自己对某些领导人的一些错误认识，但被以只言片语无限上纲，当作“反党言论”批判，并划为右派分子。(3).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向领袖提意见，或者对领袖的某些言词提出疑问和看法，或者在某些问题上的认识不确切，但并不是在根本立场上反对领袖，却被定为是对领袖的“恶毒攻击”、“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而被划为右派。(4).因为在反右派斗争中不同意某级党委把某些同志或朋友划为右派分子，而自己却被定为“包庇右派”的右派分子。(5).在民主和自由、民主和法制问题上，对发扬民主不够，集权过多，法制不健全等提出意见，或者有某些片面的认识，被认为是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攻击民主集中制，而划为右派。(6).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同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同党的领导的关系有某些糊涂的认识，但并不把“三害”归罪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也被作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而划为右派。(7).对苏联，对南斯拉夫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合乎事实，历史证明也是正确的，或者有某些认识上的错误，但却被认为是“反苏”、“反社会主义”、“赞扬修正主义”，从而划为右派的。（8).把某些理论问题、学术问题、文学艺术问题上的不同见解的人划为右派。(9).几个人在一起议论某些领导人，有自由主义的错误，但并不是阴谋反对党的领导，却被定“右派反党集团”。(10)把民主党派成员的一般的或者比较复杂的组织关系、人事关系、工作关系，同他们在鸣放时的某些言论搅在一起，从而将他们错误地划为右派分子。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4月党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同年9月党中央又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情况复查，进行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1981年底这项工作基本结束，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除极少数以外，绝大多数得到了改正，使这个拖延达二十余年的严重政治错误终于得到了彻底纠正。这是党中央严肃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一项重大政治措施。1981年 6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1957年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作了结论。这个结论是科学、公正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扩大化成因的思考
　　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1957年春夏之交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过分地夸大了敌情，这是导致反右派扩大化的主要原因。
　　本来，在八大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对国内形势的估计是科学的、符合实际情况的。1957年2—3月间，毛泽东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以及他于天津、山东、上海、南京等地在党内的讲话，对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基本分析也是比较正确地反映实际情况的。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指示以及运动初的一些文件也表明了对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认识是清醒的。尽管当时已经有极少数右派分子在活动，但是党中央仍然坚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为整风运动的主题。
　　回顾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1957年春夏之交的国内形势，总的来说，主流是好的。政治上，国家是巩固的，广大群众是拥护我国社会制度大变动的。中国共产党的战斗力很强，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经济上，由于正确地反对急躁冒进倾向，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是顺利的。1956年底完成了“一五”计划的重要指标，提前和超额完成“一五”计划有了充分把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蒸蒸日上，人民生活安定并不断有所改善。思想上，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健康，富有朝气，社会道德风尚良好。自从中国共产党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后，思想理论界、学术界、文艺界比较活跃。
　　应该指出，由于国际反共逆流，波匈事件的影响，国内出现一股反社会主义思潮，少数右派分子蠢蠢欲动，有些人杀气腾腾，但强大而巩固的无产阶级政权是动摇不了的，推翻不了的。
　　但是，到了 5月15日以后，在党的正式文件和领导人的报告之中，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分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这种估计是违背客观实际情况的，突出的表现是严重的夸大了敌情。当时曾经提出了500万知识分子中大约有1%、3%、5%至 10%的右派……把极少数的右派分子在某些地区或某些单位的进攻，看成是全国处于“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认为“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又说“一个时期天昏地黑，日月无光”，等等。这是一种夸大敌情、不切实际的估计，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有出现“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产生这样的错误估计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
　　第一，由于我国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社会政治情况缺乏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因而难以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和制定正确的方针及措施。
　　尽管八大前后，党对国内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状况和发展的总趋势作过一些正确的结论，但是，总的看来，还没有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长期存在的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对已经突出起来的但并不属于原来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矛盾、政治矛盾、文化矛盾、思想矛盾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作出全面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估量，提出一套适应新的斗争需要的工作方法。因此，当出现极少数右派分子进攻时，缺乏冷静的头脑，没有查明问题的来龙去脉，发生在什么范围，什么领域，应该采取什么相应的方法加以正确的解决，而是照搬长期在革命战争年代大搞群众性阶级斗争的一套办法来处理极少数右派进攻的问题，全国搞“一刀切”，这样势必严重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造成反右斗争的扩大化错误。
　　第二，由于党在巨大的胜利面前骄傲了，不谨慎了，听不得不同意见，把善意的批评当作恶意的攻击，骄傲情绪的滋长严重地妨碍了党对形势的正确判断和正确决策。
　　党的七大到八大的11年间，中国革命神速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民主革命胜利后的经济恢复工作，用 3年多的时间就实现了；抗美援朝战争又把美国侵略者打败了；三大改造只用了 3年多的时间。我们的军队是胜利之师，各级领导是有功之臣，党内不少同志被胜利陶醉了，骄傲思想也产生了。这样，在整风之初，党外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对各级领导、党员干部提出尖锐批评意见，党内不少同志对之缺乏精神准备，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把善意的批评当作恶意攻击。因而难以避免犯错误。
　　第三，对当时发生的波匈事件和国际反共逆流的影响估计过份，直接影响对国内政治形势的正确判断。
　　1956年，国际上出现了苏共二十大、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帝国主义乘机掀起了反共逆流。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维护了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支持了波兰、匈牙利人民的正当利益。与此同时，党还特别重视从波匈事件中总结经验教训，引为鉴戒。应该说，在1956年底到1957年初，党曾经比较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一些有益的经验教训。但是到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原来这些正确的认识并没有完全坚持，反而片面地、简单地把波匈事件复杂的经验教训归结为群众性的阶级斗争没有搞好，从而把匈牙利事件的情况硬套到中国来。
　　这也是造成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不可忽视的原因。
　　对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导致了在工作的指导和决策的失误，也是造成反右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错误地把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看作是“党内外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于是，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全党全民进行一场急风暴雨式的政治活动。
　　在工作部署方面，反右派斗争先在省市以上的党政机关、高等学校、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界、科技界以及民主党派、工商联等单位进行，后来推向工厂、企业、部队，各少数民族地区也卷入了这场“大战”，反右斗争波及全国。
　　在政策和策略方面，从6月8日开始了反击右派斗争的群众运动，但党中央尚未下达划定右派的政策标准，开展运动的地区和单位大体是根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的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来划定右派分子。毛泽东关于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是指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用以判断人们的言论和行动是非标准。但是，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从总体来说应该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是非对抗性的。而划定右派分子的问题，是具有对抗性质的阶级斗争问题。用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来判定右派分子不是容易掌握的，而容易混淆两类不同的性质的社会矛盾。有的地方和单位还擅自另立划定右派的标准，还有个别地方、个别部门由于坏人掌权，利用反右派之机，陷害好人。
　　在策略上也是有错误的，如在反右派斗争过程中提出“引蛇出洞”、“钓鱼”和“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等等，都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威信，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必然产生扩大化的严重错误。
　　在方法上，反右派斗争采取了“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也是错误的。这不仅不能使人民群众真正行使社会主义民主权利，而且造成人为地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妨碍社会主义建设，导致无政府状态。此外，反右派斗争来得急，时间短，工作粗糙，相当普遍地采取“一刀切”和“热处理”的办法。所以，发生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