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总是从痛苦的黑暗中萌生。1976-1978年的中国，正步履艰难地迈向“文化大革命”阴影外的生命空间。
　　 批判“四人帮”的勃然呐喊逐渐归于理性的平静；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刚刚起步；众望所归的邓小平的复出推延了9个月的时间；“洋冒进”又一次加重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不协调；新的个人崇拜再一次锁住了思想解放的闸门......历史无情地把“两个凡是”与“两年徘徊”扭结在一起......
　　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审时度势，顺乎民意，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以明辨理论是非、路线是非、政策是非，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摆脱十年动乱的阴影，以昂扬的姿态投入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阶段。
　　1976年10月15日至1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宣传工作座谈会。耿飚宣读了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当前宣传要点的请示报告》，指出，关于宣传要点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突出宣传华主席；二是大力宣传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意义；三是彻底揭批“四人帮”。耿飚指出，“四人帮”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大敌，要坚决打倒他；要宣传对“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不能手软；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要掀起一个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高潮；对“四人帮”表扬过的单位和个人，不要轻易在报刊上点名，对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一般也不要点名。
　　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通知》主要讲了四点：第一，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进行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罪行极为严重。第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进行了多次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但是，他们就是不肯改悔，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第三，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第四，在揭发和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中，要注意政策。
　　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
　　1976年12月10日，中央首先批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由此打响了着重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和反革命罪行的第一个战役。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开始了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及其罪恶历史为重点的第二个战役。9月 23日，中央又发出《材料之三》，开始进行以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理论为重点的第三个战役。与此同时，还在全国进行了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夺回他们夺去的那部分权力的斗争。
　　到1978年，揭批查运动基本结束，全国初步形成了安定团结的局面。
　　随着揭批查运动的深入开展，愤怒的呐喊逐步归于理性的平静。人们不再满足于把“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错误简单归结于“四人帮”的表面做法，一些深层次的大是大非问题摆在了新的党中央面前：
　　“文化大革命”的深层原因何在?
　　毛泽东的功过如何评价?
　　毛泽东的错误与"四人帮"有何不同?
　　毛泽东思想是否包括毛泽东的晚年错误?
　　“四人帮”是极左还是极右?
　　“文化大革命”应如何定论?
　　......
　　邓小平复出，众望所归
　　1976年初开始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人为地中断了邓小平1975年开始的卓有成效、颇得人心的全面整顿。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的复出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也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希望和期待。
　　然而，历史幕后的曲折竟使邓小平的复出整整向后推延了9个月的时间。
　　1976年10月26日，宣传部向华国锋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华国锋迅速做出了对立的反应。华国锋提出：第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
　　第二，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的复出问题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陈云书面提出，应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并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和其他重大冤假错案平反。
　　陈云说：“我认为当时绝大多数群众到天安门去是为悼念周恩来总理，需要查一查”
　　“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上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党的事业的需要，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王震在会上也提出了同样的意见，他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在这次会议，华国锋讲话的基调虽然未变，但讲话的分寸有了微妙变化，华国锋认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但他又说：“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华国锋又一次重申“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但他补充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表示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
　　即后发生的事情表明，华国锋的允诺是有折扣和条件的。华国锋派人找邓小平谈话，提出要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文件，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严辞拒绝了这一交换条件，他说：“我出不出来没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决要求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呼声中，1977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十届三中全会，邓小平终于复出。
　　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
　　邓小平时代就要开始了!
　　“两个凡是”成为历史转折的重大障碍
　　揭批“四人帮”没有从理论上澄清“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根本原因，反而继续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邓小平的复出经受了步履艰难的挫折；粉碎“四人帮”一年多仍没有实现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破坏积重难返，非短时间内即能解决；一是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犯了“两个凡是”的重大错误，由“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产生出历史转折的巨大阻力。
　　“两个凡是”不是华国锋的创造，但华国锋对“两个凡是”负有直接的责任。
　　早在1972年中共中央解决一个省的领导人的问题时，汪东兴就说过：“凡是经过毛主席批示的文件，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不能动。”
　　1976年11月30日，吴德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讲到：“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1977年1月，华国锋指示写作班子把“两个凡是”的思想写进为他准备的一个讲话提纲里。当时的表述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
　　2月7日，按华国锋的指示，汪东兴决定，报华国锋批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指导方针。
　　同日，首都其他报纸以同样的规格，即以通栏大字标题，全文排四号宋体字，加框刊出的规格转载。
　　这一社论的起草者是李鑫领导的中央理论学习组。李鑫曾长期担任康生的秘书工作，康生死后，担任中办副主任，负责文件的起草工作。2月4日，汪东兴曾对文件清样批示：“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同志多次修改，我看可以用。”
　　这篇文章，由于“来头很大”，中央宣传部也未能顶住。当时的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耿飚在讨论这篇文章时直言道：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去办，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尽管“两报一刊”没有任何人参加这篇文章的起草或讨论，尽管当时有种种不同的意见，“两报一刊”只能照登。
　　华国锋的想法是：作为毛主席生前指定的接班人，作为毛泽东亲笔写下的“你办事，我放心”条子的合法拥有者，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就必须无条件地肯定毛泽东的一切意见和决定，当然包括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以及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意见和决定。他没能明白，只有以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的理智和勇气，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晚年失误严格区分开来，彻底否“文化大革命”，才能真正继承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优良传统，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下去。
　　基于错误的认识，华国锋没有担得起转折时期的领袖作用。他在理论上大力推行“两个凡是”，坚持在“文化大革命”中鼓吹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实践上致使揭批“四人帮”运动未能取得在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应有效果；阻滞了恢复老干部(包括邓小平)工作、平反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
　　“两个凡是”形成了历史的阻力。
　　中共十一大和五届全国人大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1510名代表代表着3500万党员参加会议。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修改党章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
　　大会的功绩在于：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必须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
　　华国锋代表中央作的政治报告中明显贯彻了他的“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
　　报告赞扬“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并说我国这次“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报告把毛泽东晚年失误，即所谓“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成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
　　报告在论述中国共产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抓纲治国的八项战斗任务中，强调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因此，“文化大革命”这种政治性质的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报告错误地认为“四人帮”推行的是一条所谓“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中共所面临的的任务，是反右，而不是反“左”。
　　在此，华国锋在“两个凡是”思想基础上，形成了其指导思想上的三个坚持：一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二是坚持“文化大革命”非常及时，完全必要，还要继续开展的论断；三是坚持反右，反对反“左”。
　　这表明，中共十一大没有能够完成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和为新时期制定正确方针、路线的艰巨任务。
　　8月19日，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1978年2、3月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京举行。大会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继续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任命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等12人为副总理。大会审议通过了经过大量修改的新宪法，并于3月5日正式予以公布。1978年宪法基本上恢复和坚持了1954年宪法的一些好的原则和制度。但由于“两个凡是”思想的影响，仍存有一些“左”的历史印迹，保留了一些错误的和过时的政治理论观点。
　　与此同时，五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在京召开。邓小平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中止的政治协商制度重新得以恢复。
　　新的个人崇拜
　　华国锋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被推上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地位的。
　　华国锋在担任了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务院总理职务之后，从权力方面说，已成为执掌党、政、军大权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为了巩固这一领导地位，更为了获得与这一领导地位相称的巨大领袖权威，华国锋一方面推行“两个凡是”，凭借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和作为毛泽东指定接班人的“合法资格”，拒绝否定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继续推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又推行对他个人的新崇拜，以期待在全国人民心中树立起“英明领袖”的光辉形象。
　　1976年11月15日到19日召开的中央宣传工作座谈会，把“突出宣传华主席”作为当时宣传要点之要点。此后，“突出宣传”愈演愈烈，新的个人崇拜热终于产生，并在1977年末达到了高潮。
　　1977年10月29日，《解放军报》发表《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
　　文章指出：“华国锋同志领导我们党在惊涛骇浪中转危为安，使我国历史避免了一次大倒退，我国人民避免了一场大灾难，赢得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信赖和衷心爱戴。华国锋同志不愧为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不愧为把毛主席的事业推向前进的掌舵人，不愧为毛主席缔造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袖。”
　　文章认为，“华国锋作为我们党的领袖”具有"高尚的品质、卓越的才能、革命的胆略和英明的远见，进一步证明毛主席生前的决策无比英明，毛主席的事业后继有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前程似锦。
　　文章指出：“爱不爱我们的党，爱不爱我们的国家，爱不爱我们的军队，爱不爱我们的人民，集中地表现为爱不爱我们的领袖。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战士，都应当高度自觉地热爱党的领袖，拥护党的领袖，保卫党的领袖。......谁胆敢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们就坚决同他斗争到底。”
　　文章最后引述列宁的一句话，向全国发出号召：“我们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保卫自己党的工作能力，保卫党的领袖。”
　　1977年11月28日，《北京日报》发表长篇纪实文章《颂歌献给华主席--首都八百万人民欢呼我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从一个方位和侧面反映了当时的这种“个人崇拜”气氛。
　　文章描述道“华主席登上天安门，革命人民齐欢腾；英明领袖来掌舵，祖国前程花似锦。高耸的燕山群峰，回响着欢呼的声浪；奔腾的运河波涛，倾吐着无限的深情。
　　八百万首都人民在纵情欢呼，放声歌唱，欢呼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歌唱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英明领袖，革命又有了可靠的掌舵人!”
　　“在这喜庆的日子里，从工厂到农村，从部队营房到商店、学校、机关、街道，到处举办学习班，召开赛诗会，出板报，办专栏，大赞大颂英明的领袖华主席。首都军民热血沸腾，满怀信心，跟定了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继续挺进!”
　　文中写道：“首都广大军民手持华主席像，回顾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战胜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怎么能不向自己信得过的领袖纵情欢呼，怎么能不向自己靠得住的统帅放声歌唱。”
　　文章写道：“一声春雷天地动，盼来领袖华国锋。”“华主席掌舵挥巨手，扫除‘四害’功不朽；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胜利凯歌传全球!”
　　 文章写道：“生活在英明领袖华主席身边的首都人民，怀着浓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回想华主席的光辉革命实践，歌颂华主席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
　　“华主席啊，华主席! 是您率领我们除妖魔，除‘四害’，使我国历史上避免了一次大倒退，我国人民避免了一次大灾难。”
　　“是您为首的党中央作出两项英明决定，让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永远激励着子孙万代，让毛泽东思想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
　　“是您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利益，为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规划的、敬爱的周总理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宏伟蓝图，孜孜不倦，日夜操劳。”
　　“是您不避艰险，不辞辛苦，亲赴地震灾区，用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温暖着千百万人民的心。”
　　“是您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艰难复杂的情况下，正确地处理了国内、国际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您是当之无愧的英明领袖和统帅!有您掌舵，我们子子孙孙都放心!有您引路，我们世世代代都紧跟!”
　　“红心向着华主席，革命到底志不移。”
　　 ......
　　一时间，“英明领袖”、“统帅”、“舵手”、“指路灯"等闪烁着神圣光芒的桂冠戴到了华国锋的头上。”你办事，我放心"的条子作为对联贴在了中国老百姓的门上，华主席的画像与毛主席的画像并排悬挂在刚走出“文化大革命”造神运动阴影的众多中国人的厅堂里，歌颂华主席、热爱华主席、忠于华主席、保卫华主席......成为群众大会的必选标语的口号。新的一轮个人崇拜又一次席卷神州!
　　“洋冒进”造成经济困难
　　“两个凡是”的推行，使我们党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两年内未能完成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任务。在批判“极右路线”的风潮中，在“文革”中表现极为显著的经济建设中的“左”倾思想，以其颇具生命力的连续性和独立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抬头，以“洋冒进”的形式又一次造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阻滞和破坏。
　　1976年冬季，华国锋和中央有关部门对农业机械化、粮食生产、石油、煤炭、钢、化工的生产，相继提出空浮的口号和脱离实际的高指标。
　　1977年4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抓纲治国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
　　社论指出：“一个新的跃进形势正在形成。”
　　文章认为：“抓纲治国，才能扎扎实实推动国民经济新跃进。”
　　文章认为，为了更好地推动国民经济的新跃进，还必须坚持以下十点： “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住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斗争这个主要矛盾，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党领导一切的原则。”
　　“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要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先进分子为骨干，带动中间，帮助和教育后进的，团结一致，共同前进。”
　　“必须用政治统帅经济，用革命统帅生产，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发展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
　　“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坚强的思想政治工作。”
　　“必须抓好经济核算，增加社会主义积累，不断扩大再生产，使社会主义建设日益繁荣兴旺，人民生活逐步改善。”
　　“必须教育干部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保持普通劳动者本色。”
　　“必须始终坚持毛主席提出的又红又专......”
　　“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这是我们的立足点。”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
　　社论最后号召：“让我们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全面落实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大搞增产节约，推动国民经济新的跃进!”
　　1977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对华国锋在此前召开的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提出的“建设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的观点进行了阐明，提出“用革命加拼命的精神，争时间，抢速度，大大加快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步伐。”
　　1977年12月10日，经华国锋亲自提议，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指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大会重申了在1976年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由华国锋提出的“到1980年全国要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县建成大寨县。
　　要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各省、市、区都要实现粮、棉、油、猪上《纲要》，超计划”的目标。会议呼吁“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正在兴起。我们要乘胜前进，把干劲进一步鼓起来，鼓得比去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时还要足，发展大好形势，坚决完成华主席、党中央提出的各项任务和要求。”
　　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华国锋在国家计委和各部门的建议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务院关于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宣称“一个新的跃进形势已经来到了”，致此冒进倾向明朗化。第一，提出脱离实际的“宏伟规划”要求在本世纪末我国农业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高产国家；许多省的工业水平要赶上和超过欧洲某些工业发达国家；农业生产要最大限度地实现机械化、电气化，工业生产的主要部分要自动化，交通运输要大量高速化；各项经济技术指标要分别接近、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第二，十年规划提出，到1985年，钢产量要达6000万吨，原煤产量要达到9亿吨，原油产量要达到2.5亿吨。这些目标均是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第三，提出在1978-1985年间，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包括10大钢铁基地、8个煤炭基地、10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6条铁路新干线、5个重点港口等。
　　第四，1978-1985年，国家需要每年投资700亿元，基本建设投资相当于过去 28年的总和。
　　华国锋提出的“宏伟规划”，反映了他急于把国民经济快速搞上去，尽快实现“强国之梦”的迫切心情和良好愿望，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这里需要郑重指出的是：
　　华国锋把一系列高指标、大项目建立在历经十年浩劫已近崩溃的国民经济基础之上，由此决定了他只能把筹措资金的希望押在中国当时根本无力偿还的外债上，只能把实现计划的设备供给依托在欧美国家的进口上。人们把这种脱离实际，脱离中国国情的冒进称为“洋冒进”。
　　虽然，这个规划只在大会上讨论过，会后并未公布和下达。但这个规划反映的“左”的思想在实际工作中仍然产生了很大的恶性影响。
　　第一，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洋冒进”的基建投资额度分布为：农业占10.6%；轻工业占5.8%；重工业占48.7%。1978年农轻重总产值结构为：农业占27.8%；
　　轻工业占31.1%；重工业占41.1%。由此可见，“洋冒进”片面突出钢铁、石油、化工等重工业部门，进一步加剧了农轻重的比例失调。
　　第二，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失调。1978年积累资金比上年增长 30.6%，而消费基金仅增长8.4%，积累率急剧上升到36.5%，仅次于1959年的43.8%和1960年的9.6%。
　　第三，引进技术、设备、资金大大超出中国当时已有的外汇支付能力和配套能力。
　　1978年共签订了22个大型引进项目的合同，共78亿美元，全部用现汇支付。到1978年底，引发了我国的物资、信贷、财政和外汇收支的严重不平衡。
　　第四，基建规模与投资超出国力允许范围。1978年，基建投资为 479.3亿元，比上年猛增114.9亿元，增长了31%，占当年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15.9%和40.7%；1978年在建的大中型项目增加300余个，达到1700多个。1978年的基建投资成为“大跃进”后20年中基建投资规模最大、投资额增长最高的一年。
　　邓小平倡导科学文化教育方面的拨乱反正
　　邓小平复出以后，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眼光，亲自领导了科学教育文化的拨乱反正，创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又一个“科学的春天”。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与中共中央两位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要科学技术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977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建国以后17年，教育战线、科研战线的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邓小平否定了林彪、江青等人鼓吹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教育黑线专政论”，号召尊重脑力劳动，尊重人才。
　　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在与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时提出要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等问题。
　　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确定并经国务院批准，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的招生制度实行改革：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省、市、自治区拟题，县(区)统一组织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
　　1977年底到1978年初，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停止和废除的高校考试制度得到恢复，全国高校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1977年底，全国约有 570万青年参加高考，共择优录取273000名。1978年3月，中科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还恢复了研究生院和研究生制度，招收310500名研究生，这一数字接近了“文化大革命”前培养的研究生总数。
　　一颗老树的衰败，是对新生树木的号召。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使命。
　　邓小平倡导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气氛下，科学、教育、文化的春天终于来临。
　　“高考热”引发了“高考自学热”，学习科学文化的新风气席卷中华。
　　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引发出一股强劲的冲击波，“学习陈景润，勇攀科技新高峰”成为人们竟相传诵的口号!向“四人帮”讨还青春，成为一代青年的勃然呐喊!
　　......
　　“两个凡是”导致了“两年徘徊”。
　　要摆脱“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就必须终止“两个凡是”!
　　真理之川总是从错误之渠中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