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 2月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同志也受到错误的批判。
　　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
　　--摘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7年元旦这天，首都北京的街道上、楼院里冷冷静静，既无悦耳的歌声，又无隆隆的鞭炮声，唯有从西伯利亚刮来的股股寒流，象奔腾咆哮的千万匹野马，肆无忌惮地冲撞着千家万户的门窗。
　　就在这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危言耸听地提出：1967年将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1967年将是所谓“夺权”的新阶段......
　　这时，张春桥看到上海的“桃子已经熟了”，便迫不及待地伙同姚文元赶赴上海，展开了“摘桃”的夺权活动。他们利用上海造反派力量，迅速篡夺了上海市委权力，被誉称为“一月革命”(即“一月风暴”)，在全国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 。
　　在“一月风暴”引发下，全国各地各单位、中央各部委都掀起了一股“夺权”旋风。
　　夺权!夺权!夺权!党权，政权......斗争的矛头逐渐指向军权!
　　“揪军内一小撮”的火焰在蔓延。林彪、江青一伙操纵一些军事院校群众组织的头头，很快向叶剑英和陈毅同志发起“猛攻”，策划要在1月5日召开十万人大会，批判这两位老帅。与此同时，在陈伯达、戚本禹一伙的操纵煽动下，北航部分不明真相的学生娃娃们，也掀起了“炮轰聂荣臻”的黑浪。大街上还出现了攻击徐向前元帅的大标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也相继遭到恶毒的攻击。
　　八十一岁高龄的朱德总司令迎着刺骨的寒风，拄着拐杖，沿着中南海的树林小道，巡视在一排排大字报栏间，他吃力地缓行，不时伫立于大字报栏前，辨认着潦草的字迹。象当年决战之前深入前沿阵地观察地形一样，朱老总在一张张大字报上分析着、综合着，总想理出个头绪来......
　　刹那间，这所有的大字报似乎都变成了醒目的巨幅标语：“老朽”们，交出军权靠边站吧!
　　抚今追昔，朱老总怎能不忧思感怀呢?......
　　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者和领导者的贺龙，早在1966年 7月前后就被康生等人捏造的“二月兵变”重击，被诬为“黑线人物”、“要篡党夺权”。江青还公开煽动群众"要把贺龙端出来!"随后，贺龙同志全家被抄，儿女流落离散。
　　身经百战的罗瑞卿，一再惨遭林彪一伙的迫害，就连他病重身残期间也免不了被频繁的批斗!
　　一不做，二不休。林彪、江青一伙为实现其夺权目的，便加紧了狂乱步伐。
　　1967年1月4日下午，政治局常委陶铸同志，被江青、陈伯达、康生突然袭击，点名打倒。他们杀气腾腾地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新的代表人物”。诬陷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当晚，“打倒陶铸”的口号迅速传遍全国。“打倒陶铸”的大标语转眼间布满了中国大地。从此，陶铸成了当时继刘少奇、邓小平之后被打倒的“第三号人物”。
　　1月7日至9日，林彪、江青一伙又煽动大批群众组织围堵在中南海墙外，要揪斗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谭震林等中央领导人，并声称要夺他们手中的权。大街上还不时出现了打倒周恩来的大标语。
　　1月11日，身为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刘志坚，又因变成了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而被解职，不久，他便以“叛徒”的罪名消声匿迹......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陈毅、谭震林、李先念等同志对这种突然发难也深感困惑，就去问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同志，得到的回答却是：“不知道，没有讨论。”
　　林彪、江青一伙就是这样伪造民意，盗用中央名义无中生有地污蔑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有些人就在没经过任何会议讨论，没有任何决议的情况下被莫名其妙发打倒了。
　　一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上空乌云翻滚，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正面临着被一小撮阴谋家颠覆的严重危险。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反击林彪路线的英勇斗争即将发生了。
　　“大闹京西宾馆”
　　实践最能教育人。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半年多的狂风暴雨，尤其是上海“一月风暴”后开始的全面夺权，使我国已经混乱的局面更加混乱，现实从反面教育了广大人民，许多人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疾，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首先拍案而起，奋力抗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
　　“夺权”黑风吹遍国务院各口后，谭震林同志支持农口革命群众揭发陈伯达的叛徒问题。陈伯达就煽动一部分群众组织提出“打倒谭震林，解放全农口”的口号，并诬蔑谭震林同志在农口搞了“一个典型的假夺权。”
　　谭震林同志在认真调查了农口各部局的夺权情况后，写了两封信后给毛泽东报告农口的运动情况。他建议：对干部的官僚主义，让群众烧一烧是必要的。但到适当的时候就该退火了，只有这样，才能对干部达到既教育又保护的目的。
　　毛泽东看完谭震林同志的信后，很快作了批语，认为当时党政机关、工厂、农村、学校、商业等单位内部确实混进了少数坏人，并强调“这些人在运动中自己跳出来是好事，基本上把问题暴露出来了，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
　　“批语”实质上是部署要迅速结束“文化大革命”，预示“文化大革命”将在几个月结束。此后，毛泽东又几次谈到结束“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
　　毛泽东要很快结束“文化大革命”，这对林彪一伙篡党夺权的险恶阴谋不啻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林彪一伙深知，如果“文化大革命”一结束，他们乱中夺权的阴谋就会付之东流。
　　于是便展开了更猛烈的“攻势”。
　　身为国防部长的林彪在由他主持的一次军委常委会上鼓噪着要在军队中全面地搞所谓的“大民主”，遭到与会的几位军委副主席的坚决反对。叶剑英、陈毅、徐向前等人指出：“党政机关已经都搞乱了，不能再把军队搞乱了!”
　　“军队搞乱了，天下大乱，你国防部长还靠什么?”
　　经过争论，会议决定野战部队不搞大民主，军事院校可以搞，但不准串联。
　　但事态的发展并未好转，此后冲击军队、揪斗军队负责人的事件仍层出不穷。形势的发展确实令人焦虑。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中央军委决定在北京召开军委碰头会。
　　1月19日下午，军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举行，中央文革的成员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开始前，江青代表"中央文革"送来一幅《井冈山会师》的油画。
　　油画挂立在元帅们眼前，绷得很紧的亚麻画布上，井冈山峰峦迭嶂。青山翠岭间，五大哨口隐约可见。毛泽东双手插腰，举目远眺，林彪则甩手迈步，一副“紧跟”的模样。
　　“这叫啥子井冈山会师么 ?”陈毅元帅看着油画大笑道。其它老帅和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也跟着大笑起来。
　　会议还未开始，老帅们同“文革派”的交锋就已开始，这足见当时气氛之紧张。
　　会议开始后，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的问题，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人与江青等人展开了激烈争论。
　　江青等人认为军队不能搞特殊，应该和地方上一样开展“四大”。
　　叶剑英气愤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军队稳不住，敌人入侵时将无法应付。”
　　他瞟了江青一眼，质问道：“如果开展‘四大’，必然发生无政府主义，什么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都是一句空话。这样搞下去，怎么能执行党的路线? 怎么能打仗?怎么能担负起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重任?”
　　双方争来争去，会议僵持不下。
　　恰在这时，叶群从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振振有词地念道：肖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
　　江青随即帮腔，挑衅性地说：“肖华是总政主任，发文件，把总政和军委并列，是什么意思?”
　　因江青一伙提出“批肖”实在太突然，徐向前在散会时郑重宣布：“有关今天会议的内容，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
　　但当晚就发生了抄肖华家的事件，幸亏肖华及时从后门走脱，坐车去了西山，才免遭了一场揪斗。
　　第二天上午，军委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召开。
　　8时正，参加会议的军委领导同志，以及“中央文革”成员步入二楼会议室，并在长条会议桌两边就坐。
　　会议刚开始，江青就阴阳怪气地问道：“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 他躲到哪里去了?”叶群等人也跟着进行了一连串的攻击，以莫须有的罪名无理纠缠了一番。
　　肖华赶到会场后，怒气冲冲地讲了昨晚被抄家的经过，会场立刻哗然。
　　叶剑英愤怒地痛斥江青等人：谁想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下场。并公开声明：肖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
　　盛怒之下，叶剑英重重地拍了几下桌子，因用力过猛，将右手掌骨震开了一条裂纹，造成轻度骨折。
　　徐向前也站起来说：“我们搞了一辈子军队，人民的军队，难道就叫他们几个给毁了吗?”
　　他气怒之下，重击了几下案几，将一只茶杯盖子震落于地。
　　江青一伙见老帅们发怒，也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
　　这就是所谓“大闹京西宾馆事件”，后来竟成了“二月逆流”的一条主要反党罪行。
　　就这样，叶剑英、徐向前等同志怀着无比的义愤，来到中央碰头会上，又点燃了怀仁堂的斗争烈火。
　　“大闹怀仁堂”
　　京西宾馆的军委碰头会刚一结束，北京军区的造反派就掀起了“揪斗肖华”、“打倒杨勇”的浪潮。
　　老帅们心急如焚，经过他们的努力，终于起草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送给毛泽东。
　　1月28日晚上，毛泽东把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请进中南海的自己住宅内，逐一对八条命令作了共同商榷研究，并谈了自己对《八条命令》的看法：
　　所拟八条，我看很好，照发。
　　四位老帅相互对视了一下，都欣慰地笑了。当晚，中共中央就批准颁发了《军委八条命令》。
　　该《命令》强调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战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今后一律不准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等，这对林彪、江青一伙搞乱军队的险恶阴谋不啻是一个沉重打击。但他们反党乱军的活动并未因此而有所收敛。
　　1967年 2月中旬，周恩来同志在中南海怀仁党的会议室里主持召开了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的碰头会议，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
　　会上，双方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保护老干部，要不要 稳定军队等问题展开了尖锐斗争，是双方斗争发展的最高潮。
　　1967年 2月11日下午的碰头会，象往常一样，周恩来同志坐在中间，右边坐着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七位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余秋里、谷牧；左边则坐着陈伯达等中央文革成员一伙，两军对峙，十分明显。
　　叶剑英首先站起来发言，他气愤地向坐在对面的陈伯达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 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紧接着，当时新任军委文革组长的徐向前，激愤地拍着桌子质问陈伯达一伙：“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军队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 如果不要，我们这些人干脆回家种地去!就让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又抓住上海人民公社问题质问陈伯达一伙：“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接着，他还嘲讽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陈伯达内惧地说：“叶帅，你这样讲，我就无地自容了!”
　　最后还是由周恩来收了场，他说：“今天的议程上没有你们争论的问题。你们愿意争论，可在以后再说。”
　　会议不欢而散。会后，陈毅小声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
　　2月16日下午，双方在怀仁党会议上进行了一次更为激烈斗争。
　　那天下午3时，前来参加碰头会的谭震林同志，在门口碰到操纵上海“一月夺权” 的张春桥，劈头就问：“陈丕显同志来了吗?”
　　谭震林之所以提出陈丕显来京的问题，是因为谭长期与陈在一起工作，又得知毛主席已批准陈丕显进京，对这件事关心也是很自然的了。
　　但张春桥听后，装出一副严肃面孔，打着官腔答道：“群众不答应呀!”
　　谭震林火了，反驳道：“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党?党不管用了。”张春桥翘仰着脸：“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见张春桥说得如此轻巧，谭震林十分生气，他指着张春桥说：“原来靠边站，打倒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呀!?”
　　会议开始后，谭震林又严肃地提出陈丕显回京的问题：
　　“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 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见张春桥借“群众”名义故意推脱，谭震林马上打断他的话：“什么群众? 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 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接着，谭震林又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40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谭震林提到部分高干子女受冲击时说：“高干子弟往往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 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反动的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
　　谭震林又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1966年12月初，农口让部分渔轮轮流回港学习，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但由于未经中央文革许可，就被陈伯达一伙大肆“围攻”。谭震林说：“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 ......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有哪一点反对过毛主席!”
　　谢富治连忙打圆场插话说：“江青同志，还有文革小组其他同志，多次保谭震同志，从来没有说过是什么'反革命'。”
　　“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谭震林瞟了谢富治一眼，冷冷地说。
　　这时，谭震林已气愤至极，他拿起文件、衣服，边走边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要谭震林回来，不要走!
　　陈毅也说：“不要走，要留在里边斗争!”谭震林才没有退出会场。
　　接着，陈毅又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时许多老干部被整过，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总理当时不是也挨整过吗?”
　　陈毅停了一会又说：“在延安，有些人表面上拥护主席，实际上反对主席。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的。斯大林把班交给赫鲁晓夫，他死后不久，赫鲁晓夫不是搞修正主义吗?”这些话很明显是针对林彪一伙的。
　　当谈到许多单位发生残酷虐待老干部的事情时，叶剑英深沉地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余秋里也拍着桌子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 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
　　谢富治又一再插话，为林彪、江青一伙辩解，说什么“中央文革经常保谭震林”等。
　　李先念当即驳斥道：“你不要和稀泥! ”接着，他气愤地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 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
　　李先念还提到：这样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的作法是从《红旗》1966年第13期社论开始的。
　　周恩来当即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当面撒谎说：“没看过。”
　　周恩来气愤地责问：“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
　　当大家再次谈到许多老干部惨遭迫害，有的甚至被整残整死时，陈毅心事重重地说：“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军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呢?”
　　谭震林也忧伤地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流眼泪!”
　　谢富治又插话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
　　“我哭，不是为自己，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谭震林当即驳斥了谢富治。
　　散会后回到家里，谭震林的心情仍久久不能平静，伫立窗前，望着这夜籁人静的星空，一幕幕惨剧浮现在眼前......
　　他越想越气愤，遂奋笔直书，给林彪写了一封痛斥江青一伙的信。信中写道：“他们(即指江青一伙)不仅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
　　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
　　“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名之曰‘冲口而出’。大批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我们党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
　　谭震林进一步写道：“他们有兴趣的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错，非整死你不可......。他们能执政吧?能接班吗?我怀疑。”
　　最后，谭震林表示：“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绝不自杀，也不叛国，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林彪看完信后再转送毛泽东，并在信上写道：“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就这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怀仁堂碰头会上与林彪、江青一伙阴谋家展开了尖锐斗争，老将们那铿锵有力的话语象锋利的匕首直刺林彪、江青一伙的心脏，无情披露了这一小撮野心家的阴险罪恶。
　　怀仁堂会议上的斗争，表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浩然正气，伸明大义的不屈精神。
　　领袖的偏信处事
　　唐朝魏征有句名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句话曾被毛泽东经常引用，告诫那些党政军干部们，希望他们以古人为镜，要经常深入调查研究，以免偏听偏信。他反复告诫了别人，却忘了提醒自己，尤其是在“化大革命”爆发以后。
　　这正是伟人的悲剧所在。
　　1959年7月，在风景秀美的庐山，领袖如能兼听一下彭德怀的“意见书”，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或许会避免那些不该发生的“大跃进”。
　　1967年2月，领袖如能兼听一下怀仁堂里老战友们的呼声，“文化大革命”这场大灾难或许难得到一些减轻。
　　但他偏信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左”倾意见，背离了中国的实际国情，因而在晚年犯了不该犯的错误。
　　所谓“二月逆流”就是林彪、江青一伙蓄意炮制的政治冤案。但毛泽东不作倾向性表态，他们的险恶阴谋是难以实现的。他们欺骗了领袖，领袖也轻信了他们，他们的这一阴谋才得以实现。
　　本来，在党的会议上畅所欲言，发表不同意见，完全是合乎情理的。但林彪、江青一伙利用他们取得的地位和权力，一手遮天，对“大闹怀仁党”的老将们大兴问罪之师。
　　“恶人先告状”。就在 2月16日怀仁堂碰头会召开的晚上，康生就指使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到人民大会堂，按其所需“集体整理和核对”了中央碰头会的《记录》。
　　然后，经江青的一番安排，张春桥、姚文元带着这份《记录》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抽着烟，皱着眉头听他们的汇报，起初只是笑笑，没说什么。当听到谭震林愤然离席要退出会场时，毛泽东仿佛克服了内心的什么障碍似的，站起来说：“他不愿干，让他走嘛!”
　　张春桥停了一会，又开始汇报陈毅的讲话。刚才在人大会堂里，他们对这个讲话下了很大功夫。最后又经康生修改过。现在，这个讲话让人一听就感到陈毅反对延安整风运动......张春桥相信这番话会激怒毛泽东。
　　果然，毛泽东一听反对延安整风运动，立时变了脸色，他一下站了起来，气冲冲地说：“怎么，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
　　“好吧，我们走，把北京留给他们。那就叫陈毅上台，我下台，我和林彪上井冈山，江青枪毙，康生充军去!”
　　延安整风是有很大成绩的。但康生在整风期间大搞逼供信，伤害了许多好同志。
　　陈毅在碰头会上根据“文革”中大多数干部惨遭迫害的事实，联系历史的教训，提醒不要重复过去“左”的错误，是完全合理的。
　　但这个讲话无疑刺中了康生的痛处。因此，他立即要张春桥等人连夜向毛泽东汇报，歪曲陈毅的讲话，挑拨领袖与老将们的关系。
　　张春桥在揣度出毛泽东的态度倾向后，便不失时机地故弄玄虚，有意渲染陈毅、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如何如何非议“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激怒毛泽东。
　　康生等人的态度截然相反，主持碰头会的周恩来，为平静双方的情绪，事过三天后向毛泽东做了如实的汇报。然而，无论如何，对有人竟敢非议被毛泽东视为纯洁革命队伍、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文化大革命"，这在当时，毛泽东是不能接受的。
　　2月18日晚，毛泽东召集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对谭震林等老战友们作了严肃的且毫不留情的指责。
　　毛泽东强调：“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 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
　　接着，他又面对叶群说：“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毛泽东越说语气越重：“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口么)! 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 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最后，毛泽东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并责令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请假检讨”。
　　说完，毛泽东就气冲冲地退出会场。
　　不久，毛泽东又在陈伯达送审的一个材料上批示：从上至下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
　　毛泽东对“大闹怀仁堂事件”明确表态后，江青一伙觉得手中好象握住了上方宝剑，更加得意忘形。他们紧握手中的刀，对准老帅们狠狠地砍去.....
　　怀仁堂的会议室里，从2月25日至3月18日，连续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会”。江青一伙乱吼乱叫，对敢于坚持原则的老一辈革命家施行围攻、批斗。
　　康生首先拿徐向前开刀，气势汹汹地说：“军队是你徐向前的?”
　　他一边抽烟，一边慢条斯理地说：“毛主席发怒，是无产阶级之震怒，是无产阶级的义愤，你们提意见，就是反毛主席嘛!”
　　江青也阴阳怪气地说：“你们的目的，是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
　　陈毅身兼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的双重职务，康生便说他是国务院与军委之间的“联络员”；李富春负责协助总理处理日常工作，经常找一些副总理商谈工作，康生就诬蔑他是"反党俱乐部主任"；余秋里、谷牧支持老帅们的意见，就被说成为“二月逆流”的两个小伙计。
　　后来，康生还大摆“理论家”的威风，将“大闹怀仁堂事件”上纲为“这是一种政变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
　　政治生活会变成了批斗会。
　　就这样，谭震林、陈毅等人对江青一伙信口雌黄的诬陷既不能理解，更难以接受。
　　但毛泽东偏信了江青等人，从他们那得到的是对谭震林等人更为固执的偏见。
　　谭震林等人只好从大局出发，忍辱负重，按住心中的闷怒，检讨了自己的“过失”......
　　就这样，中央党、政、军、文“碰头会”自此中断，中央文革小组代替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文革派”手中的权力得以进一步扩大。
　　所谓反击“二月逆流”
　　在怀仁堂碰头会转变为批斗会的同时，林彪、江青一伙采取“文化大革命”中惯用的借用群众力量的手法，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恶浪。
　　话还得从头说起。
　　2月17日，谭震林根据江青等人在碰头会上的表现，写信给林彪，痛斥江青“真比武则天还凶”。
　　江青知道后暴跳如雷，恨不得一下将谭震林等人置于死地而后快。当毛泽东对“大闹怀仁堂事件”明确表态后，江青即对谭震林等人下毒手了。
　　1967年3月6日，江青找戚本禹和北师大造反头头谭厚兰密谋，认为“反谭震林可以从大寨展览开刀”。第二天，北京街上就出现了“打倒谭震林! ”、“彻底击溃反革命复辟逆流!”等标语。
　　3月8日，北京十几个造反派组织召开了“击退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北京街头四处出现了“炮轰谭震林”、“谭震林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等大标语。当天下午，谭厚兰带着受蒙蔽的1000余名北师大学生，冲进北京农业展览馆，制造了冲击“农业学大寨展览”的事件。喊出了“打倒谭震”、“谭震林的黑报告是‘二月逆流’的宣言书”、“谭震林欺骗毛主席，罪该万死”等口号。
　　3月10日下午，当时身为副总理的谢富治带着王力、关锋等人专程到农展馆参观大寨展览，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竟也振臂高喊“打倒谭震林!”、“反击二月逆流”等口号。
　　3月11日，以首都红代会及农林口机关造反派为主体的近百个群众组织联合成立“首都彻底击溃谭震林自上而下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联络站”(简称“首都批谭联络站”)
　　社会上反击“二月逆流”的声势一浪接一浪，且越造越大。
　　3月18日这一天，大雨滂沱。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十万人的批斗大会。
　　彭德怀、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贺龙等47人站在批斗台上，他们被作为"带枪的刘邓路线"的头面人物，作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遭到揪斗。
　　陈毅挨斗后回到家里，仰头长叹道：“真是巧合!41年前的1926年3月18日，在党和李大钊同志领导下，我们组织4000多市民、工人、学生，冲击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反动政府，革命群众遭到屠杀。鲁迅痛斥‘三·一八事件’这天是‘最黑暗的一天'。
　　想不到41年后的今天，我因反对这一类反动家伙，受到批判!”
　　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以最终胜利者的姿态说：“我们是打了大胜仗，得了大胜利，中国人民的大胜利，人类的大胜利。”并胡说什么“文化大革命这一斗争胜败，是决定中国走向何处去，决定中国命运，也决定影响整个人类命运。”
　　紧接着，林彪又胡乱地分析道：“文化大革命这次斗争所付的损失，少数人觉得很大，其实，比起世界各国任何一次大革命都小得不能比拟，也比不上我们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甚至比不上一次小的战役，一场不大的流行病。当然，毛主席从头到尾强调文斗，不要武斗。所以说损失是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
　　“副统帅”的这番话一下子传遍全国，全国性反击“二月逆流”活动随即达到高潮。
　　“批判余秋里联络站”、“批判陈毅联络站”、“斗薄(一波)批余(秋里)批谷(牧)联委会”等造反派组织相继成立。
　　冲击军队干部的事情更是层出不穷，军内一些高级干部被抄家，保险柜被砸开，许多机密绝密文件被抢走......
　　从此，反击“二月逆流”的活动也就更加猛烈了，已经混乱的局面变得更加混乱了!
　　与此同时，林彪、江青一伙还妄图对共和国的“管家”周恩来总理下毒手，夺“旧国务院的大权”。因周恩来在动乱年月千方百计地保护了一大批党政军领导，所以，在反击“二月逆流”的狂潮中，周总理就被视为“二月逆流的总后台”和“二月逆流黑干将们”的“保护人”遭到攻击。
　　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北京大专院校的少数造反派逐渐将矛头指向周恩来。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刘令凯与北京钢铁学院(现更名为北京科技大学)的张建旗等人策划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在大街上张贴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和标语，妄图在社会上掀起一股“反周逆流”，后因遭到广大群众的强烈抗议和毛泽东的及时制止，他们的险恶阴谋才未能得逞。
　　8月5日，中南海内部也“着了火”。红墙里面的造反派与外面的揪“刘邓陶”大军串通一气，批斗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三位同志，他们的夫人王光美、卓琳、曾志被迫陪斗。
　　“小爬虫”王力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8月7日跑到北京外语学院，发表了颇具名气的“王八·七讲话”，公然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大权。
　　一星期后，造反派就在六国饭店的外交部小礼堂批斗了外交部长陈毅，随后又夺了外交部大权。外交部的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被押着游街示众......
　　8月19日，人大会堂召开批斗谭震林的大会。周恩来反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保护谭震林。
　　但当周恩来临时退场时，“四人帮”在卫生部的那位女部长刘湘屏，竟扑上台打了谭震林两个耳光。
　　三个大汉紧跟着跃上台，把谭震林驾起喷气式，进行拳打脚踢。谭震林被打倒在地后，他们又在他腰背上踏上两只脚!
　　1968年3月，林彪、江青一伙又策划了所谓"杨余傅事件"。“二月逆流”的成员又变成了 “杨余傅”的“黑后台”，再次遭到“炮轰”。
　　在3月27日召开的十万人大会上，江青给谭震林妄加了一条“大叛徒”的罪名。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京召开。
　　林彪、江青一伙看到有些老干部虽已“靠边站”，但仍打而不倒、轰而未垮，并且还受到许多革命群众的尊敬和支持，便串通一气，有意将朱德、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陈毅、李富春、李先念等人编入各个小组予以分割，有计划地对他们分头进行围攻和批斗。
　　林彪公然宣称：“‘二月逆流’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它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坚持革命的同志的。”
　　接着，林彪还恬不知耻地嚷道：“抓人风，揪高干风，冲军队机关风，提出连队也要搞‘四大’等等，都是‘二月逆流’的成员搞的。他们却倒打一耙，嫁娲于中央文革。”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一向以“军师”自居的康生则站在“理论”的高度分析道：“‘二月逆流'性质严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首先打第一炮的是叶剑英，说‘不教而诛'，第二炮是徐向前，第三炮是谭震林，还有陈毅、李先念、余秋里、谷牧都开了炮。”
　　1956年2月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那是一次反革命政变成功的‘二月逆流'。在我们的国家里，有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坚强领导，中国的‘二月逆流'的干将们要象赫鲁晓夫那样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那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绝对办不到的"就这样，康生胡乱牵扯，越讲越起劲，直讲到唇焦口燥、精力难济为止。后来，在中共“九大”期间，朱德、陈毅、李富春、徐向前等同志又遭到了围攻。
　　有一天下午，李富春的秘书，突然接到林彪死党黄永胜秘书打来的电话：“勒令：朱德、董必武、李富春、聂荣臻、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必须老实交代反党罪行。” 当李富春看到电话记录后，他只是冷笑一声，对秘书说：“不要理睬 !”边说边将记录扔在地上。
　　一次，陈毅参加华东小组会议，无意间拿倒了《毛主席语录》，竟被江青一伙小题大作，遭到围攻和批斗。
　　他们质问陈毅：“你还要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吗?”
　　陈毅毫不示弱，风趣地答道：“当我和朱德同志上井冈山，跟毛泽东同志干革命的时候，在座的许多人，还不知在哪里呢!”
　　这锋利的语言像一声炸雷，震得这群“政治麻雀”目瞪口呆。他们只得色厉内荏地威胁陈毅：“你还不老实呀，还不老实呀!”
　　“二月逆流”的斗士们，就是这样，即使在忍辱负重之际，也像傲霜斗雪的青松一样，抗击着林彪、江青一伙的狂风暴雨。也正因为如此，林彪、江青一伙更加迫不及待地对老帅们进行迫害。
　　1969年10月，林彪借口备战，背着中央和毛主席，擅自发布“第一个号令”，将“二月逆流”成员和一些老同志疏散到全国各地。朱德去广州；叶剑英去长沙；陈毅去石家庄；徐向前去开封；聂荣臻去邯郸；彭德怀、贺龙在押。军队的九名元帅只剩林彪一人在京，这就更便于林彪一伙进行篡党夺权活动。
　　林彪一伙则通过所谓疏散，对老帅们施行隔离监视。被批斗的几位老帅，一家老少分散各地，还不许互通音讯。老帅们生活孤单，心情愈加郁闷......
　　就这样，全国性反“二月逆流”的斗争，从中央到地方，先后持续了4 年半之久，林彪、江青一伙则通过所谓反击“二月逆流”，将老干部基本上打了下去，实现了在全国范围内的“夺权”!
　　是“逆流”还是“正流”
　　大量的事实证明：所谓“二月逆流”，就是林彪、江青一伙蓄意制造的一起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大政治冤案，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在我党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几十年来，紧跟毛泽东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老干部，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不曾屈服过，为何到了晚年竟遭一小撮阴谋家的诬陷迫害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不可否认，林彪、江青一伙之所以能在社会上掀起反击“二月逆流”的恶浪，毛泽东的偏信表态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毛泽东对“二月逆流”的态度，与他们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随着林彪集团阴谋活动的逐渐暴露，毛泽东也逐步认清了他们的庐山真面目。
　　正当反击“二月逆流”甚嚣尘上之际，4月30日晚上，毛泽东请周恩来、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等人到自己家里开了团结会。
　　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和悦地说：“起初，我不知道什么是‘大闹怀仁堂'。后来，我听了几次汇报，才搞清楚了。”
　　他停了一下又说：“碰头会上的发言，是对运动有意见，是老帅发牢骚嘛。
　　接着，毛泽东又肯定地说：“这些话是在党的会议上讲的，是阳谋，不是阴谋。”
　　毛泽东望着这些老战友们，又补充说：“以后，大家有意见，可以对我讲嘛!”
　　老帅们相互对视了一下，都欣慰地笑了。
　　就在当天夜里，周恩来拟定了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首都庆祝活动的名单，经毛泽东批准，请这些老同志同首都人民一道欢度节日。
　　1967年“八一”招待会，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让老帅们出席。
　　1968年3月27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几位老帅，当时还风趣地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个八条是不行的。”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式的讲话中，毛泽东旧事重提，明确指出： “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意见要说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或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不就是两个大闹吗? 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他们这个大闹就证明是公开出来的嘛，不是什么秘密活动，应该参加‘九大’。” 毛泽东的这席话，挫败了林彪、江青一伙企图剥夺“二月逆流”成员出席“九大”的权利阴谋。
　　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一份反映老同志思想动态的简报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
　　很明显，毛泽东对老同志是采取保护措施的。
　　在“九大”召开前夕，林彪一伙坚持要将批判“二月逆流”的内容塞进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当场否决：“报告上不要讲‘二月逆流’了。”并补充道：“我对‘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来。”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一意孤行，置毛泽东的指示于不顾，在“九大”期间又掀起了围攻“二月逆流”的新高潮。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折戟沉沙”，暴尸于异国荒野，逆历史而动的小丑最终受到了历史的惩罚。
　　林彪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显得苍老了许多，形势的发展也促使他必须重新考虑许许多多的政治事件，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有林彪插手的问题。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周恩来和叶剑英也参加了这次接见。当叶剑英步入会场时，毛泽东对与会者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
　　毛泽东同志停了一下，接着又说：“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
　　后来，毛泽东同志还多次指出：“这件事搞清楚了，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
　　这样，毛泽东等于在当时就已为“二月逆流”平了反。
　　叶剑英迅速赶往医院，将这一喜讯告诉了已身患癌证、生命垂危的陈毅。
　　陈毅那苍白的脸上又泛出了会心的微笑。
　　陈毅逝世后，毛泽东佩戴黑纱亲自参加追悼会，亲切慰问陈毅家属，再次肯定“陈毅是一个好同志。”
　　毛泽东的这一举动，给了其他老干部一种莫大的安慰。从此，毛泽东更注意考虑遭受打击的老干部的问题了。
　　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刊发了由周恩来审定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重新提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这一论断。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才逐渐吹拂了广大人民心头上的疑云，将“二月逆流”事件的真相昭示人间。
　　1979年初，中共中央正式为“二月逆流”平反，郑重宣布：由于“二月逆流”案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到牵连和处分的所有同志，一律平反。
　　被林彪、江青一伙颠倒的历史终于重新颠倒了过来!
　　还是邓小平后来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时说得好：“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
　　总之，在正气凛然的“二月抗争”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斗争，体现了一片坦荡无私老臣心，以“二月正流”的芳名载入了中国革命史册。正如陈毅作《题西山红叶》诗中所云：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革命亦如此，争见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