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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和平解放始末
	1949年春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百万雄师的磅礴气势跨越长江天堑，一举占领南京，统治中国22年之久的国民党反动政权一朝覆亡。一个崭新的中国将取代风雨如磐的旧中国，已成为包括在大洋彼岸在内任何一个观察家都不再怀疑的事实。随后，人民解放军挥师向华南、西南地区长驱锐进，隆隆的炮声震撼了西南边陲那一片神秘的土地。在高原突起、大河横空的雪域西藏，一个阴谋割裂中国版图的阴谋行动正在加紧酝酿。寒冽凄冷的拉萨古城，一些来历不明的外国人频繁出没于西藏地方最高行政当局--噶厦官邸；在豪门大户的深宅密室，摇曳的酥油灯下晃动着憧憧黑影。暗夜中的策划，由春寒料峭一直持续到夏天来临的时候...... 　　震惊中外的"驱汉事件" 　　西藏地方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自近代以来，英帝国主义势力挟着鸦片战争的炮火，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印度打开侵入西藏的缺口，他们打着通商的旗号长期从事阴谋活动，妄图将西藏从中国的版图上分离出去，实现其殖民化的迷梦。这一段历史，造成了汉藏之间和藏族内部关系的不融合。早在二十年代，藏传佛教历来遵奉的两大领袖失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因不赞同投靠英帝国主义而被逐出后藏日喀则，流亡于青海塔尔寺。西藏地方嗄厦拥戴达赖剌嘛为领袖，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权的隶属关系并无改变。　　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热振活佛担任摄政，他承袭了内地中央的历史传统，后对西藏地主与祖国分离，为此受到嗄厦内部亲英势力的攻讦而被迫引退，后遭囚禁遇害。西藏地方最高行政权力遂由亲帝派摄政达扎活佛把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英帝国在南亚的势力迅速衰落，意欲尽快使西藏脱离中国版图，或使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控制和影响力削弱至最低限度，以便为其插手西藏事条提供更多的契机。为此，以英印为背景的各色人物以商务为掩护，活跃于西藏政教上层，利用国共内战的急剧演变来挑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权的关系。随着国民党政权日益走向崩溃，商务代办处代表英国人理查逊向噶厦官员捏造说："拉萨汉人中有共产党和倾向共产党的人，留他们在此，将来会充当内应，把解放军引进来。"当时噶厦正为如何防止共产党以推翻国民党政权为由进入西藏而苦无良策，理查逊的怂恿为其指点了迷津。　　1949年7月8日，拉萨街头气氛异常紧张，全副武装的藏军在巴廓街实行戒严。噶厦官员突然通知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代理处长陈锡璋说，由于国共两党内战，国民党军队和官员走到哪里，共产党就追到哪里，故西藏民众大会(实系官员大会)决定西藏政府与国民政府暂时断绝政治关系，保留宗教关系，限令办事处全体人员及其他机关准备于两周之内启程赴印。同时，噶厦还派人捣毁了国民政府交通部设在拉萨的电台，断绝与内地一切通讯和邮件往来。次日，西藏当局经印度噶伦堡将此决定电告国民党政府，声称："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战争正在进行，凡中国政府官员及其军队所在地，亦即产生共产主义与动乱"，"为西藏佛法领域长治久安计，吾人必须遣走一切可疑之共产党秘密工作人员"。当时西藏并无共产党组织的地下活动，西藏当局假此伎俩，妄图断绝西藏与祖国之间的联系，抵制人民解放军对西藏的解放。当时已迁往广州的国民政府，虽气息奄奄自顾不暇，仍复电西藏当局指出，这一作法：于法于理殊多未合。但这个陷入风雨飘摇中的所谓国民政府，已根本无法维持中央对西藏地方的主权，不得不在西藏当局限定的期限内，令其驻藏人员及眷属、夫役等 200余人，分三批取道印度返回内地。其他在拉萨的汉人，包括商人、学校教师、医务工作者、寺庙杂役等，甚至连汉籍喇嘛，也悉数被逐。　　西藏当局的"驱汉事件"，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西方通讯社乘机鼓噪，遥相呼应。美国合众社电讯说："西藏利用国民党的行将崩溃，完全可能脱离中国政府之主权。"英国路透社专稿称："英国从未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并受中国管辖的说法。"在帝国主义势力参与下，拉萨原有通讯联络电台一变为"西藏广播电台"，昼夜用藏、英、汉三种语言向外界传播："汉藏关系只是宗教上的供施关系，西藏在历史上就没属于过中国。"噶厦当局公然草拟了所谓《西藏独立宣言》，准备派员去联合国呼吁，请求支持。值此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西藏上层集团加快了与祖国分离的步伐，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严重危机。　　当时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正发生着历史转变，以谋求全民族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1949年 9月2日和7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决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社论指出："西藏地方当权者驱逐汉族人民及国民党驻藏人员的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的策划下发动的，其目的就是企图在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国的时候，使西藏人民不但不能得到解放，而且进一步丧失独立自由，变为外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奴隶，"然而，中国任人宰割的时代行将过去，"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新疆、海南岛、台湾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不容有一寸土地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以外?这是正在接收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西藏问题明确提出的基本原则和政治主张。　　"亲善使团"无疾而终　　逆历史潮流而动、背全国人心所向的"西藏独立"阴谋，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一致声讨和谴责，尤其是藏民族各阶层爱国人士对此分裂行径表示了极大的愤慨。1949年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天，藏民族两大主教之一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从居留地青海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表示坚决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期盼西藏早日解放。11月，从西藏逃亡内地的爱国人士"热振派"代表益西楚臣，在西宁拜见了中央代表，痛陈西藏当权者迫害爱国势力的暴行，敦请人民解放军尽早进军西藏，拯救同胞于水深火热，使西藏回到祖国的怀抱。　　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十分关心100万藏族同胞的命运。开国大典后不久，毛泽东、朱德即明确指出："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定能够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到1950年春天来临的时候，人民解放军胜利地完成了向大西南、大西北的挺进，凡四川、云南、西康、甘肃、青海诸省境内的藏族聚居地区全部获得解放，并陆续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祖国大陆尚未解放的国土，只剩下西藏这最后一个省份。　　可是，封闭在雪山高原的噶厦地方政府，却置藏民族的前途命运于不顾，摄政达扎等人伙同理查逊和美国神秘人物劳尔·汤姆斯密商，策划组织所谓"亲善使团"分赴美、英、印度、尼泊尔等国请求援助。1950年 1月14日，合众社伦敦电讯首次向外界披露："西藏将派出亲善使团分赴英、美、印、尼和北京表示独立"，这立即引起世界舆论的密切关注，也激起全国各族人民的极大愤慨。　　1月20日，新华社发表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谈话，严正驳斥了这种分裂祖国的背叛行为，指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这一铁的事实，申明拉萨当局根本无权擅自派出任何"使团"，更无权表示所谓的"独立"，要求拉萨当局在西藏人民成为祖国民主大家庭的一员的原则下，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问题。同时，向有关各国发出严正警告："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1 月31日，班禅堪布会议厅代表西藏爱国人士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谴责拉萨当局的倒行逆施?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2 月，康藏甘孜、芒康地区的藏族上层爱国知名人士格达活佛等，派出代表前来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致敬，进一步表达了藏族各界人民要求解放西藏，并统一于祖国大家庭的迫切愿望。由于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和藏族各界人民的坚决反对，英、美等国出于各自利害的考虑，表示不能接待西藏代表团。所谓"亲善使团"只到达印度便无疾而终，未能到英、美等国进行非法活动。　　非法派遣对外使团的分裂活动被挫败后，拉萨当局仍迷途难返，他们对来自中央的警告和规劝充耳不闻，在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那世界屋脊下的雪域之乡，凄厉的法号撕裂了阴霾的天空，各大寺院幽暗的庙堂里，诅咒汉人解放军的咒经不绝于耳。16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丁陆续被征召入伍，藏军的人数骤然膨胀了一倍。大批美式武器装备经印度加尔各答源源运到拉萨，足够装备起 10000人的军队。在通往藏东的古驿道上，日夜兼程的藏军和辎重车卷起滚滚的烟尘。专门从事间谍活动的英国特务福特，在昌都藏军兵营里架设了电台，神秘的电波时断时续地穿透诡谲的夜空......西藏--这片喜马拉雅山下古老神奇的土地，环绕3000多个湖泊的美丽高原，遍布原始森林、蕴藏无数宝藏的雪域之乡，成为西方敌视中国的势力争相插足制造民族纠葛的策源地，也成为当时国际社会瞩目的一个焦点。统一--这个含有同宗同源，共存共荣，生息繁衍，长期融合等深邃底蕴的历史文化主题，在旧中国灭亡、新中国诞生的社会转型期，十分严峻地摆在有着五千年民族融合史的中国人民面前。在建国之初纷繁复杂、千头万绪的工作中，实现全国大陆的统一，提上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　　进军西藏的战略决策　　开国大典以后，毛泽东主席于日理万机之中，始终关注着西藏高原上瞬息变化的政治局势。11月23日，毛泽东就解放西藏问题致电彭德怀，指出：解放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12月中旬，毛泽东为缔结中苏友好同盟启程赴莫斯科访问，在旅途上仍惦念不忘祖国大西南边陲那一块动荡不宁的国土。当呼啸的专列途经满洲里时，毛泽东思虑已定，提笔给中央领导人写信并转告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西南局负责人，提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重要意见。到达莫斯科后，毛泽东一面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会谈，一面利用间隙批阅彭德怀关于西藏情况及进藏路线的电报。1950年元旦过后第二天，毛泽东即给中央、彭德怀复电并转发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三同志，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负责"，要求于最近期内，"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西南局很快讨论拟定以二野第18军担任入藏任务，以军长张国华为统一领导的核心。　　1月10日，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根据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新中国，对于进军西藏十分有利的情况，复电中央并转刘邓贺及西北局，完全同意刘邓所报进军西藏的计划，要求西南局迅即成立经营西藏的党的领导机关，限期完成调查情况，训练干部，整训部队，修筑道路等工作并进军至康藏交界地区。西北局则负责筹划各项应当和可能协助之事项。就这样，在1950年乍暖还寒的早春时节，向雪域高原西藏进军的战略决策，在毛泽东访苏期间同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及有关中央局负责人之间电报频繁往还之间，正式地确定下来。举凡进军西藏的时间，兵力配置，应先机占领哪些前沿地带，如何修筑道路，怎样训练藏族干部等细节问题，毛泽东在远方都一一考虑到了。1 月24日，中央批准成立了以张国华为书记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统一筹划进军和经营西藏的工作。根据中央决策，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在重庆会见了18军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等领导干部，详细分析了西藏形势，具体布置了进军任务。邓小平强调指出：西藏有军事问题，需要一定数量的武装力量；但军事与政治相比较，政治是主要的。据此，西南局正确提出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向西藏进军的指导原则。2月15日，西南局、西南军区暨第二野战军联合发布《解放西藏政治动员令》，号召进藏部队全体指战员坚决、勇敢地完成解放祖国大陆最后一个省区，保卫国防的光荣任务。根据上述指示精神，进藏部队普遍进行了解放西藏、建设边疆、巩固国防的教育、艰苦奋斗的传统教育和民族政策教育，开展了学习藏文、藏语和西藏政治、经济、兵要地志的活动；同时，进行在高寒地区行军作战的适应性训练，并投入相当大力量修筑进藏公路，筹措和抢运军需物资。经过多方面的准备，西南军区进藏部队分别从康西、川中、滇西出发，于10月初陆续到达康藏交界处的甘孜、邓柯、德格一线，直逼藏东重镇昌都。西北军区密切配合，派出青海骑兵支队和新疆独立骑兵师，分别进至青藏交界的玉树和西藏阿里地区的改则一带。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此拉开了进军西藏的序幕。　　和平谈判一波三折　　向历史上长期封闭的内陆省份西藏进军，必然涉及政治、宗教、民族等一系列的复杂问题。对此，中共中央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指示有关部门尽量收集西藏情况，邀请藏族知识分子座谈，组织西藏问题研究会，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西南局还专门请来大学教授，调查研究西藏历史、地理和社会情况，并向中央提出具体建议。邓小平在听取进藏部队的汇报时强调说："我们进军西藏，就是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一切要从西藏的历史、社会情况和民族宗教特点的实际出发，要调查研究清楚了再办事"。遵照这一指示，18军前敌指挥部进至西康地区后，即实地考察康藏情况，广泛收集资料，了解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并相应制定了进军守则、入城纪律等，把执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团结上层人士放到极为重要的地位，真正做到"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在汇集和详细研究了各个方面情况之后，中央认为：在国内外的有利形势下，西藏上层集团已开始分化，亲英势力已不能像过去那样有恃无恐。在政教界颇有影响的三大寺不赞成打仗，上层爱国力量在逐渐发展，下层人民则渴望解放，这表明，和平解放西藏的可能性比较以前增长了。为此，中央提出在对西藏准备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争取实现和平解放的方针。　　5月17日，中央在给西南局的指示中指出： "军事进攻的同时，利用一切可能，进行政治争取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实行这一方针的基本问题是："西藏方面，必须驱逐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准许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我们方面则可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在内，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实现这一方针，将有助于加强汉藏民族团结，有利于西藏社会稳定。在重庆嘉陵江畔的曾家岩，中共中央西南局所在地，邓小平伏案疾书，代中央起草关于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条件。5 月29日，中共中央批准同意邓小平草拟的十项谈判条件。这十项条件，当时通称"十大政策"或"十大公约"。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原则，是争取西藏和平解放的和指导进军行动的基本依据。在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下，中央一面命令人民解放军充分作好进藏准备，一面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来北京谈判，以便订立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由于当时西藏与内地断绝了通邮与电讯联系，寄信都要绕道印度，要把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传达到拉萨，并非易事。为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少数民族节目，直接用藏语广播《共同纲领》、中央对西藏的十大政策以及新华社有关社论，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表达中央对西藏的关怀。在西藏上层有不少弟子的喜饶嘉措大师等爱国人士，也通过发表广播讲话，托人带信等方式，呼吁达赖喇嘛勿听信帝国主义的谣言，速派代表赴京协商解决西藏问题。这些努力，在西藏上层集团内部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外，中央还通过宗教界爱国人士自发组织劝和团，设法前往拉萨直接做达赖喇嘛的工作，表明中央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真诚愿望。　　但是，西藏少数分裂主义者把持噶厦政府，仍继续同中央顽固对抗。在和平谈判问题上，西藏当局原于1950年 2月派出一个代表团到印度噶伦堡，竟然荒谬地以西藏"外交代表"的名义要求与中央政府在香港谈判"两国"之间的关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李维汉复函严正指出："只能是西藏地方政府派至中央人民政府商谈西藏地方方面事务的代表团，不能称作西藏赴中国外交代表团，谈判的地点必须在北京，不能在香港。" 　　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代办申健两次会见西藏代表团官员夏格巴等人，阐明中央的立场及关于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要他们迅速到北京谈判。该团接噶厦密电称难以接受中央的条件，就借口要派人回拉萨请示，故意拖延时间，以达到迟滞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的目的。对于受中央委托赴西藏劝和的代表团，噶厦政府用尽了阻挠、拦截直至加害等各种手段。当年春夏之交，康藏甘孜白利寺著名的爱国活佛格达致电朱德总司令，主动请求去拉萨促进和谈，朱德复电请他在安全有保证的条件下方可前往。　　格达活佛为西藏早一日祥和解放所激励，毅然于 7月10日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副主席的身份，从甘孜启程赴西藏。格达活佛一行携中央的十项条件，沿途向藏族僧俗群众宣传中央的政策，以亲身所见介绍人民解放军尊重藏民宗教信仰、保护喇嘛寺庙的事实，劝说土司、头人、藏军官兵勿以解放军为敌。7 月24日，格达抵昌都，向拉鲁总管说明来意，并写信给拉萨的熟人旧友，表示即将前往促进和谈。格达入藏劝和的爱国义举，在西藏僧俗各界产生很大影响，同时也引起帝亲分裂主义势力的忌恨。噶厦密示务将格达提留于昌都，不准继续西行。昌都的分裂主义分子伙同英国特务福特，竟冒天下之大不韪，秘密在茶水里下毒，致格达饮茶中毒后将他软禁，不准与随行人员和善男信女接近。格达活佛在生命垂危之际，仍表示死而不悔，但求到拉萨一见达赖活佛，以完成中央交付的使命。这更引起帝国主义特务分子的恐惧，再次暗下毒药。　　8月22日，格达活佛不幸遇害身亡，圆寂后全身乌黑，皮肤触手即行脱落，其状惨不忍睹。格达活佛的被害，实为一桩于教于法于理均不见容的暴行，立刻激起西藏僧俗民众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极大愤慨。与昌都隔江相望的18军进藏部队指战员，更是群情激奋，纷纷请战。三天之后，中央军委批准了西南局关于10月中旬占领昌都的作战计划。26日，西南军区下达了关于昌都战役的作战命令。局势的发展证实了毛泽东所言：解放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集结于康藏金沙江东岸的人民解放军官兵，枕戈待旦；解放全国大陆的最后一战，只待扣弦即发...... 　　昌都之战　　位于澜沧江上游两大支流交汇处的昌都，是由川康入藏的必经之路，也是藏东扼进藏南、北、中三路的咽喉要道。噶厦在昌都设置了总管署，并陆续向这里增兵。藏军全部17个代本(团)中，号称能征善战的10个代本基本上被调至藏东，并配有英美式武器装备，加上民兵共计8000余人，分别部署在以昌都为中心的金沙江西岸地区，企图依仗其军事力量，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国际上围绕西藏问题的新动向。鉴于印度已发表声明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唯希望和平解决勿用武力；英国也改变了不允许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的态度，毛泽东认为："如我军能于10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为此，他在审阅昌都战役计划时，指示西南局一方面要对藏军的战斗力有足够的估计，必须准备打几个硬仗，并保证到昌都的公路能随军队攻进速度修筑通车；另一方面，在占领昌都后，暂不进拉萨，并将主力撤回甘孜，以向西藏方面表示和平解决的好意。　　这是一个"以和为上，以打促谈"的精心部署。昌都战役部署就绪后，毛泽东在8月29日的一个批示中，让外交部向印度方面透露：我军就要向西藏前进了，希望西藏代表团能于9 月中旬到达北京谈判，并请印度政府给予可能的协助。　　正所谓有言在先，莫谓言之不预也。从早春到仲秋，北京一直耐心等待西藏当局醒悟，希望他们能自己敞开谈判的大门。可是，拉萨的真实意图不过是打着"谈判"的幌子，欺骗世界舆论，延宕对西藏的解放。尽管中央通过新任驻印大使袁仲贤，再三敦促西藏代表团在规定期限前至京，夏格巴等人却依然滞留印度，迟迟不来北京。然而，等待不是无限期的。进军行动从任何角度讲都不可能再推迟。在中央对西藏当局的政治争取做到仁至义尽之后，必须采取必要军事行动，对集结于昌都妄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的藏军给以坚决打击。为了打通和平解放西藏的道路，促使西藏地方政府早日进行谈判，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于10月 6日发起昌都战役。按照预定计划，进藏部队分南北两线作战。北线集中 4个团的兵力，由邓柯一线渡过波涛汹涌的金沙江，分头向昌都攻击前进；其中 1个团协同由玉树南下的青海骑兵支队，向昌都以西实行千里迂回。　　战士们昌着冰雪严寒，翻山越岭，不顾空气稀薄、饥饿掉队，以连续数十小时的急行军，进至昌都西北要隘类乌齐，继以骑兵向南急驰，先敌一步抢占恩达，切断了昌都藏军西撤退路。南线解放军2个团由康西巴安渡过金沙江，迅速攻克盐井、宁静，直出邦达、八宿，堵住藏军南逃察隅之路。人民解放军神勇渡江的消息，使昌都城隐入一片混乱。在寒冷的昂曲河边，法号呜咽，鼓钹齐鸣。这一片喧嚣混乱的局面，在新任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噶伦心头激起阵阵悲怆。他受命到昌都之前，就曾主张去找解放军谈判，却并不为噶厦所接受；他不得不于 8月29赶到昌都赴任，先是巡查江防、考察民情，再次向噶厦建议："藏汉双方最好和平解决"，藏军"应先从边境一带撤出所有部队"。但是，噶厦拒绝采纳他的建议，使他陷于一筹莫展的境地。　　10月12日，藏军第9代本主官格桑旺堆率部400人在昌都以南的宁静宣布起义。消息传来，如雪崩一般动摇了昌都藏军的军心。眼见解放军已形成钳击昌都的态势，类乌齐后方也出现了神出鬼没的汉人骑兵，早就不愿抵抗的阿沛总管决定弃城，率藏军 4个代本和总署机关、卫队于19日退出昌都，向恩达撤退。当发现西撤拉萨之路已被解放军切断时，藏军急忙改道向南，又被抢先抵达宗驿山的解放军截断退路。 20日，阿沛·阿旺晋美噶伦毅然宣布起义，命令所部2700余名官兵停止抵抗，向解放军投诚。24日，昌都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消灭藏军(包括争取起义)5700余人，约占藏军总数三分之二，一举解放了藏东政治、经济中心昌都及其周围广大地区，打开了进军西藏的门户，并扩大了人民解放军在藏区的政治影响。昌都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帝国主义和西藏亲帝分裂势力企图以武力顽抗的迷梦，加速了西藏上层集团的分化，为和平解放西藏铺平了道路。　　达赖喇嘛亲政与迁徙亚东　　昌都之战给西藏上层集团以强烈的震撼，同时在印度洋、大西洋彼岸掀起一阵轩然大波。10月28日，印度政府照会中国政府，竟称："中国军队之侵入西藏，不得不认为是可悲可叹的"；11月 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也诬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行动是"侵略"，"是一件最不幸最严重的事件"。《纽约时报》则发表社论，敦促联合国"干预"西藏问题。中国政府严正驳斥美国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是完全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在中国驻印大使关于同印度外交部次长谈西藏问题的报告上，毛泽东笔走龙蛇地写了如下批语："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联合国大会总务委员会经讨论，搁置了受美国指使提交的所谓对"入侵"西藏问题"采取适当步骤"的提案...... 　　在雪域拉萨，戒备森严的布达拉宫笼罩着紧张而恐惧的气氛。噶厦官员和三大寺堪布紧急开会研究对策，亲帝派分离主义分子坚持让滞留印度的夏格巴与我驻印使馆周旋拖延，并敦请印度政府出面干涉；同时，策划挟持达赖喇嘛逃亡印度。噶伦然巴和以三大寺为代表的亲祖国派坚决反对这种继续分裂的行径，主张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双方激烈论争，相持不下，只好决定请乃穷、噶东两寺的神汉来占卜凶吉，指点迷津。两寺的护法神汉被迎请到布达拉宫达赖喇嘛的神殿，手舞足蹈轮流跳演了好一个时辰，也说不清是和是战，由谁来掌管政教大权。众官员面面相觑，神色沮丧，急忙声称此系西藏政教存亡、众生命运的大事，务请神明睁开慧眼，给以明示。　　几经折腾之后，噶东神汉突然跪倒在达赖喇嘛座前，口称"只有佛爷亲自掌权，才能禳解灾难，维持政教昌隆"。摄政达扎无奈提出辞职。 11月17日(藏历10月 8日)，西藏十四世达赖喇嘛丹登嘉措举行了亲政典礼。在 1950年这个多事之秋，时年17岁的达赖喇嘛接受了全藏的政教事务大权。他首先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表示他未成年之时，发生了汉藏冲突，甚感痛心，盼望毛主席关怀，施恩于他本人和全体西藏人民。这时，昌都总管署派特使快马加鞭，日夜兼程，长驱1000多公里，送来阿沛·阿旺晋美等40位官员联名写给达赖喇嘛的信件。信中详细禀报了藏军官兵投诚后受到解放军良好礼遇，指出目前汉藏和谈是个时机，一切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商谈决定，等等。可是，噶厦大员却不愿相信昌都发生的事实，他们一面派遣两名四品官去昌都，和阿沛一道同解放军指挥官试探谈判；一面和三大寺代表秘密开会，在神前打卦抽签，竟决定达赖喇嘛不宜久居拉萨，而应出走印度，投靠英国和美国的朋友，以保证西藏政教不致衰败。刚刚亲政的达赖不得不听凭大活佛和大贵族的摆布，于藏历11月11日凌晨 2时，换上普通人服装，秘密离开了布达拉宫。达赖一行30多名官员在 300多名藏军护卫下，于风雪交加之夜沿拉萨河谷向南疾行，一路渡过雅鲁藏布江，含辛茹苦抵达藏南重镇亚东。不料原来承诺接待达赖喇嘛的印度政府，却慑于中国政府的警告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不敢明目张胆地策应达赖出逃，只同意达赖作为难民去印度避难。局势的遽然演变，使达赖一行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1951年1月，转眼又是一个春天。滞留亚东的噶厦在喜马拉雅山下的边境小镇东噶召集官员会议，由夏格巴讲述印度外交部次长梅农转达的英、美等国的意见，均表示当前形势下难以为西藏政府提供实际援助。曾几何时，这些"友好国家"一味鼓动噶厦挟武力顽抗，此刻却不约而同地声称"看来西藏政府能过和平谈判是上策"，令噶厦官员们大失所望。西方朋友终归靠不住，武装力量又无法进行抵抗，官员会议经反复权衡利弊，总算认请时势，决定派阿沛和从拉萨前往的两名官员去北京谈判，同时由亚东增派两名代表取道印度赴京。这是自1949年"驱汉事件"以来，噶厦政府作出的最为明智的决定。　　1月18日，亚东方面派员往新德里面见袁仲贤大使，送交达赖喇嘛及西藏官员会议分别致大使的信件、哈达和礼品，通报了亚东增派代表的情况，并请向毛主席转呈西藏方面增进藏汉友好关系的纯正善良愿望。对于西藏地方政府态度的积极转变，中央于19日复电指出；"欢迎达赖派代表来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问题"，并告袁仲贤"代表毛主席祝贺达赖活佛的执政"。中央并指出，应劝达赖喇嘛不要离开西藏，如果离开了，不仅有碍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谈判，达赖也将失去原来在西藏的地位。达赖喇嘛在亚东收到袁大使的复信，尤为毛主席祝贺他亲政甚感欣慰，这表示中央对十四世达赖喇嘛地位的承认，使其取得行使职权的合法手续。为此，西藏地方政府又重新拟定了谈判方案，以期谈判取得成功。　　喜马拉雅的皑皑冰峰上，阴霾开始散去。千年封冻的雪域之乡，终于承受到春风的吹拂...... 　　融入祖国的怀抱　　北京--拉萨，系着中华古老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祖国大家庭的团圆近在咫尺，而地缘上的距离在没有通航的当时条件下，却显得那样遥远。 1951年 2月，达赖喇嘛批准噶厦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为全权代表，由陆路赴北京；任命凯墨·索安旺堆和土丹旦达为全权代表，由亚东经印度转道进京。　　3月17日，阿沛一行3人在数千军民的夹道欢送下离开昌都，信马由缰地踏上了万里行程。经甘孜、过雅安，历时一个月，于 4 月16日到达重庆，受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的接见。稍事休息后，代表团成员乘飞机经西安赴京，后因北京连日风大，临时安排在西安换乘火车，于 4月22 日傍晚抵达北京。在北京车站，阿沛等西藏代表受到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的热烈迎接。鲜花、儿童的簇拥和中央领导人的亲切问候，使刚刚踏上北京陌生土地的西藏代表感受到祖国的温暖和浓浓的春意。4 月26日，北京又迎来了从亚东取道印度飞香港、再转广州北上的西藏和谈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达旦及随行的翻译。至此，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代表团已汇聚北京。在达赖喇嘛已派出代表团到北京谈判的情况下，为了有助于合理地解决西藏问题，中央还同时邀请班禅额尔德尼从青海来京，以便就近协调西藏地方内部各派关系问题。4 月27日晚，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偕班禅堪布会议厅官员一行45 人，经由西安乘飞机到达北京。　　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举行第一次谈判，讨论洽谈的程序和步骤等问题。中央人民政府的首席全权代表为李维汉，全权代表为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李维汉开篇头句话就说："我们是一家人，大家商量把事情办好。"5月1 日，中央邀请西藏代表团全体人员参加"五一"节庆祝活动。阿沛和班禅登上天安门城楼友好见面，并一同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 5月2日，谈判继续进行，集中商谈西藏方面顾虑最大的解放军入藏问题。李维汉首先阐述了为保卫国防安全、防止帝国主义侵略而必须进军的道理，指出清代的历史文献证明中央有权派军队入藏，并早有先例，这说明巩固国防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既然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又不欢迎强有力的解放军去保卫国防，岂不是一个矛盾!西藏代表表示承认上述矛盾，请中央确定进军人数、时间、路线、驻防地等，以便向噶厦汇报。 5月7日第三次谈判，中央代表明确表示：进藏的部队是一个军左右，驻守在国防线和交通要道，拉萨只驻少量部队，藏军的改编将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届时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尽可能加以照顾。西藏代表对此表示满意，进而就中央关于和谈的"十条公约"提出一些疑问，如"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一条，与西藏现行制度和达赖地位不予变更这一条，精神是否一致？关于改革西藏旧有制度一条，可否改为先由西藏地方政府提出，再和人民商量"，等等。 5 月10日，举行第四次谈判。中央代表发言，详细解释中央的民族政策，强调实行发族区域自治是基本政策，而西藏政治制度不变，则是根据西藏目前情况决定的。　　假使西藏人民愿意有些变动，那由你们自己去作。中央指的是可以不变更。所以，这两条并不冲突。西藏代表听过解释后，表示对"十条公约"再无其他意见。和谈一开始，双方代表就把主要不同观点摆在桌面上，开诚布公，反复协商，努力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契合点。接下来谈判争议的焦点，是关于恢复班禅的固有地位问题。"天上有太阳、月亮，地上有达赖、班禅。"藏族的这个民谚，反映了班禅在西藏地方仅次于达赖的崇高地位。可是，由于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的历史裂痕尚未弥合，噶厦政府并不承认十世班禅灵童的合法地位。西藏代表提出，和谈是讨论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与班禅问题没有关系。为此，整整一个星期，谈判陷入僵局。当时遍查各种历史封册，确无有关十世班禅的文本。李维汉即着令有关部门迅速搞清班禅地位的合法性问题。几经查询，班禅堪布厅的官员出示了前国民政府李宗仁代表总统1949年6月3日在广州颁布的册封："青海灵童官保慈丹，慧性澄圆，灵异夙宿，查系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应即免于掣签，特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 　　据查，当时国民政府虽自顾不暇，还是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为专使，前往西宁主持了十世班禅的坐床大典。这一纸封文，可谓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5 月16日举行第五次谈判，中央代表摆出十世班禅受前中央政府正式册封的事实，西藏代表不能不表示承认。次日，阿沛等 5位代表接受李维汉的建议，前往畅观楼拜见了时年只有14岁的班禅额尔德尼大师，并尊当地习俗毕恭毕敬地行了大礼。 5 月19日举行最后一次谈判，中央代表说明了协议中列入班禅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是指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西藏代表表示同意。　　至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全部有关问题，终于达成了协议。经过二十多天和谈双方的共同努力和诚恳协商，5 月23日正式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24日，毛泽东主席在怀仁堂亲切接见西藏和谈代表，并举行盛大宴会，庆祝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毛泽东发表讲话说：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都得到发展和进步。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十七条，主要内容是：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西藏原有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对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职权，中央不予变更。班禅额尔德尼原在西藏地方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应予维持。　　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学校教育，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的生活。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这个协议维护了祖国的统一，正确地回答了西藏历史发展中提出的问题，完全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也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它的签定，是西藏历史发展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协议签订后，中央人民政府派驻西藏的代表张经武取道香港、印度到亚东，会晤了达赖喇嘛，向他面交了协议的抄本和毛泽东的亲笔信，并详尽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和宗教政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后，经嘎厦召集全体僧俗官员及三大寺代表讨论了协议内容，于10月24日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协议并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毛泽东复电表示欢迎。为保证协议的实现和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于1951年8、9月间，分路向西藏首府拉萨和平进军。进藏部队沿途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尊重藏族人民的宗教习俗，一路翻越丹达山、冷拉山等十余座终年积雪的大山，跨越金沙江、怒江、拉萨河等数十条湍急河流，穿过大片原始森林、沼泽，战胜严寒缺氧等重重困难，先后进驻拉萨及日喀则、江孜等边防重镇，实现了解放中国大陆最后一个省区的历史壮举。西藏的和平解放，粉碎了帝国主义及西藏上层分裂分子策划西藏独立的迷梦，完成了统一祖国大陆的事业，使西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一个重大胜利。雪域西藏，迎来了融入祖国大家庭怀抱的第一个生机盎然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