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共处：历史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1954年，中国政府同印度和缅甸政府分别发表联合声明，确定以互相尊重主权和 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基本 准则，从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宣告诞生。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时代要求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毛泽东和周恩来 等我国领导人，在新的历史时期首创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中国即将诞生时，毛泽 东同志就在一系列文章中反复论述了新中国同各国建交的原则。

　　1949年 4月，在《中 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美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中指出：中国“愿意考虑同各 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 础上，首先是不能帮助国民党反动派。”

　　同年 6月15日，在新政协筹备会上向全世界 声明：“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对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 国反对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 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 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 和繁荣经济。”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主席再次重申：“在平等、互利和互相 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上述政策和原则载入了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9月29日通过的《共同纲领》。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 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 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 外交关系。”可以说，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先导。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拉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风起云涌， 一个接一个的国家摆脱殖民主义的桎梏而取得独立。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并不甘心， 他们通过干涉别国内政，以武力威胁甚至使用武力，力图夺回失去的地盘。新中国正 是诞生在这样的时期，国际上两大阵营严峻对峙，针锋相对，经过两次大战的各国渴 望和平，反对战争。在此形势下，获得独立的国家迫切需要建立新型的平等的国际关 系，以维护国家主权，振兴民族经济，改变以往建立在殖民主义和弱肉强食基础上的 旧的国际关系。新中国成立后面临严峻的国际环境。

　　美国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 济封锁，军事威胁的政策，而且由于美国设置的障碍和进行阻挠，亚洲不少国家对中 国存在疑虑和误解。因此，新中国非常需要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同获得独立的亚 非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这样一来，无论从世界各国人民 的要求来说，还是从新兴的独立主权国家和新中国的共同愿望来说，都希望早日确立 公正合理的，全面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毛主席首次访苏期间，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和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于1950年 2月14日 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明文规定：“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守平等、互 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两国间的友 好关系。” 　

　　50年代初期，毛主席还多次强调，团结世界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 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阴谋，争取世界持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任何地方 我们都不去侵略，也不容许帝国主义再侵略我们；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 己来管，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不容许任何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 涉，中国也绝不去干涉别国内部的事情；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和平共处。从 新中国成立到1953年，我国同19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中7个是邻国。

　　周恩来总理是新中国外交的参与决策者和直接领导者，遵循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和 决策，总结建国后的外交实践和国际关系史经验，1953年底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 1953年 9、10月间，中印两国总理通过外交途径商定，双方政府代表就解决中国 西藏地方同印度的关系问题12月在北京开始谈判。12月31日下午 1时，周总理在中南 海西花厅接见以驻华大使赖嘉文为团长的印度政府代表团。周总理在友好的气氛中恳 切地说：“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关系会一天一天好起来。某些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 题一定会顺利地解决的。新中国成立后就确定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 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赖嘉文 代表印方当即表示完全同意周总理提出的五项原则。

　　中国和印度是亚洲的两个大国， 又是近邻。两国都遭受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长期侵略和压迫，印中两国人民通过 坚持不懈的斗争都取得了独立。新中国成立后，印度是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 义国家。中印两国取得独立的方式不同。建国后采取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也不同。特别 是西方殖民主义经济造成的中印之间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阻碍了两国关系的发展。中国 曾多次表示两国间的问题可以在和平共处原则上通过谈判解决。这一次印度代表团到 北京，经过4个月的充分协商，双方于1954年4月29日达成并签订了《中印关于中国西 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周总理提出的五项原则写进了该协定的序言， 成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

　　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一次写进国家与国家之间签署的 正式文件。 同年6月，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访问了印度、缅甸。 6月24日至28日，周总理访问印度，其间和尼赫鲁总理进行了4次正式会谈。会谈 中，他们共同商讨了如何消除一些国家对中印两个大国的疑惧，建立互相信任、发展 友好关系的问题，周总理指出，新中国实行和平政策，根据互相尊重主权，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亚洲各国和睦相处。我们应该以五 项原则给全世界树立一个范例，证明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尼赫鲁欣然赞同，在 6月26 日他为周总理举行的招待宴会上，致词高度评价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尼赫鲁说，我 们两国不久前已经获得了自由和按照自己的意志安排我们的命运的机会。

　　目前世界面 临的重大问题是如何驱散今天压抑着这样多的国家和人民的战争、恐惧和憎恨的阴影。 最后，印中签订了一个关于某些事项的协定，签订过程中，我们定下了某些原则，这 些原则应成为我们两国关系的规范。这些原则就是承认每一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以及和平共处。这些原则不但对我们两国适用，对其他国家 也适用，对其他国家来说，这些原则很可以成为一个榜样。假如这些原则在更广的范 围得到承认，那末，对战争的恐惧就会消失，国际合作的精神就会得到发扬。周总理 也在会上致词说，今年 4月中印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 的签订，不仅加强了中印之间的友谊，也体现了和平共处等原则。这就提供了国际间 以协商方式解决问题的一个良好的范例。亚洲人民都要求和平。目前对于亚洲和平的 威胁是外来的。但是，今天的亚洲已不是昨天的亚洲，外来的力量可以自由决定亚洲 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中印两国总理讨论了两国共同有关的事项，特别讨论了东南亚的和平前途和日内 瓦会议关于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

　　6月28日，中印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声明指 出：“最近中国和印度曾经达成一项协议。在这一协议中，它们规定了指导两国之间 关系的某些原则，这些原则是：甲、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乙、互不侵犯；丙、互不干 涉内政；丁、平等互利；戊、和平共处。 两国总理重申这些原则，并且感到在他们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也应 该运用这些原则。如果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而且运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 人们将形成和平和安全的坚固基础。

　　而现实存在的恐惧和疑虑，则将为信任感所代替。” 声明还指出，在亚洲及世界各国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如果接受并按照 五项原则办事，任何一国不干涉另一国，这些差别就不会成为和平的障碍或造成冲突。 有关各国中每一国家的领土主权和互不侵犯有了保证，这些国家就能和平共处并相互 友好，这就会缓和世界上的紧张局势，并有助于创造和平的气氛，减少战争的可能， 并促进全世界的和平事业。 紧接着，周总理应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于 6月28日至29日访问缅甸。会谈时，周 总理对吴努说：“世界上的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不论社会制度如何，只要以五项原 则来处理相互间的关系，是可以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我们愿意按照五项原则和世 界上一切国家友好相处，何况缅甸和中国还是有亲戚关系的国家。”周总理建议就此 发表一个声明，吴努听了很高兴，深表赞同。6 月29日，《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 发表，宣布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准则。”并共同倡导，“ 如果这些原则能为一切国家所遵守，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就有了保证。

　　而侵略和干涉内政的威胁和对于侵略和干涉内政的恐惧就将为安全感和互信所代替。” 中印缅三中总理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立即受到国际舆论的重视和赞扬， 得到许多国家特别是亚非拉国家的支持和赞同。五项原则的提出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伟 大创举，是国际法基本原则在战后形势的新发展，它根据战后现实，发展了联合国宪 章的精神，简练、明确地概括了当代国际关系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规定各项权利和 义务以都相互原则为前提，对于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都具有平等的约 束力，而且在内容上兼及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形成一个整体。

　　因此，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是第三世界国家要求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宣言书，它的提出标志着国 际关系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五项原则提出后，为了使更多的国家了解和接受，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 利用各种机会反复阐明，倡导这五项原则。 1954年 8月24日，毛泽东会见以艾德礼为首的英国工党访华团时说，和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封建王朝都能和平共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合作也可以。”“让我们做朋友吧， 不仅在经济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这也包括美国在内，希望美国也采取和 平共处的政策。”9 月30日，毛主席会见印度客人时说：“五项原则应当适用于各国 之间的关系。”同时，周总理在国庆 5周年庆祝大会上提出：“五项原则应当成为指 导各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10月，周总理会见日本客人时说：“五项原则不应该 只限于处理中印和中缅关系，它也可以适用于全亚洲，甚至全世界各国。”10月19日 至26日，毛主席 3次会见来访的尼赫鲁，反复指出：我们两国看重的不是思想和社会 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我们的共同点。无论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 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五 项原则之一就是平等互利。尽管思想和社会制度不同，两个政党或两个国家，完全可 以合作。他还特别指出：“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12月，毛 主席两次会见来访的吴努，再次阐述了五项原则的宗旨，即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 毛主席反复说明，大小国家应一律平等，自己国家的事，别国不得干涉，等等。 总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不是偶然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提出后， 经中印缅三国的倡导，逐步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40年来的实践表明，五项原则 的应用范围日益扩大，成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求同存异的万隆精神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29个亚非独立国家的政府代表在印尼的万隆举行会议， 共商加强合作，并肩反对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际和平的大计，会议标志着殖 民大国主宰亚非命运时代的告终。会议讨论解决的是如何最有效地摆脱帝国主义的羁 绊，维护亚洲和非洲新生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独立。会议最后一致通过的亚洲会议10项 原则，其基本点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或者说是五项原则的延伸。

　　1954年4月28日至5月2日，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印尼和锡兰(今斯里兰卡)5国 总理在锡兰首都科伦坡举行会议，呼吁立即在印度支那实行停火，欢迎日内瓦会议通 过谈判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并提出召开亚非会议的问题。12月28日和29日，周总理再次在印尼茂物举行会议，决定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25个亚非国家参加1955年 4月 的最后一周在印尼举行的亚非会议。决定作出后，立即得到被邀请国家的热烈响应和 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欢迎，中国政府当即复电同意亚非会议的目的。根据人大常委会 决定，毛泽东主席任命国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 团首席代表，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为代表。

为送中国代表团去印尼参加亚非会议，中国政府向印度航空公司包租了由美国洛 克希德飞机厂制造的 C—69型命名为“克什米尔公主号”星座式客机。蒋介石特务机 关图谋乘中国代表团赴印尼途中，通过破坏中国代表团的包机，暗杀以周恩来为首的 中国代表团和破坏亚非会议。中国政府获悉这一阴谋后，由外交部于 4月10日将这一 情况通知了驻北京的英国代办处，要求他们转告香港英国当局注意，并采取措施保证 中国代表团的人身安全，英国代办处的官员答应立即用电报通知香港英国当局。

　　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载着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工作人员、越南民主 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随同采访的中外记者11人从香港起飞，前往印尼首都雅加达。 该机在飞越北婆罗洲沙劳越西北的海面时，突然爆炸起火，机身坠入海中，机上除副 驾驶员狄克希特、领航员派塞克、维修工程师卡尼克三人幸免外，其余16人全部遇难。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4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就此 事发表声明，指出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对这次不幸事件负有严重责任，要求英国政府 和香港当局对这一事件进行彻底查究，将参与这一暗害事件的特务分子逮捕法办，以 明责任。声明还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一定要同与会各国代表一起在亚非会议 中为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而坚决奋斗。北京各界人民 4月17日举行追悼大会，追悼石 志昂、李肇基等烈士，他们为争取和平、独立和自由的事业献出了生命。在八宝山革 命公墓为他们树立了一块巨大的纪念碑。 周总理因应邀去仰光同缅甸、印度和埃及总理会晤，临时改变了行程，这样，中 国避免了一场不堪设想、无法弥补的大祸。万隆会议两周前，周总理因急性阑尾炎动 了手术，但刚一拆线，他就宣布做好了参加会议的准备。4 月16日，以周总理为首的 中国代表团按时飞抵雅加达，敌人的破坏，影响不了中国代表团促进亚非团结反帝事 业的决心和勇气。

　　4月17日，中国代表团到达万隆，周总理所到之处受到普遍欢迎， 一位记者报道说：“他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有欢呼和掌声。”他的轿车被欢呼的群众 围阻，一个美国记者感叹：“人们为他发疯了!”

　　4月18日，亚非会议如期在万隆开幕，29个亚非国家的340名政府代表出席了会议， 印尼总统苏加诺致开幕词：“让新亚洲和新非洲诞生吧！”会议的议程是：(一)经济 合作；(二)文化合作；(三)人权和自决权；(四)附属国问题；(五)世界和平和合作的 促进。 开始大会发言后，许多代表强调要加强亚非国家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团结， 赞扬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前殖民国家造成并加 剧的彼此之间的隔阂误解，特别是经过朝鲜战争，当时某些同美国结盟的国家对中国 还有对立情绪，因而有少数代表发表反对和平共处，反对共产主义的言论，有人主张 既要反对殖民主义，又要反对共产主义，还有人认为，“和平共处”这个词是共产党 的语言，还有人对中国的政策表示怀疑，散布中国对邻国在搞“渗入和颠覆活动”从 而使会议气氛紧张起来。对此，中国必须做出反应。

　　中国代表团是本着“争取和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 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的方针来到万隆的，周总 理听了每位代表的发言后，对各种意见作了冷静分析，轮到中国发言时，周总理临时 决定将事先准备了几个月的一份发言稿印发给与会者，他利用午休的时间起草补充发 言稿，回答对中国的造谣中伤，一边写一边交给工作人员译成外文。

　　第一句话就是： “我们不是来吵架的”，开门见山，“我们共产党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 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 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 求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 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 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

　　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 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我们的会议应该求 同而存异。”周总理还就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宗教信仰自由问题，所谓 颠覆活动问题阐述了中国的政策，谈到，中国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中国从无颠覆邻 邦政府的企图。周恩来总理入情入理的发言，照顾大局的精神，提出的求同存异的原 则，使会议气氛重又轻松起来。

　　周总理发言两天后，一个代表团团长提到了台湾问题，认为台湾应取得独立国地 位，还提出和共产主义无法和平共处，会议再次遇到挑战，是讨论一国内政还是互不 干涉内政，维护共同利益。周总理面对新的挑战，从容不迫，首先表示不同意这位代 表的言论，但不准备争论，并保留下次会上发表意见的权利。休会后周总理和这位代 表单独长谈，终于得到了他的理解。4 月23日，周总理就台湾问题发表声明，并以此 缓和了中美关系。“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

　　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 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 区的紧张局势问题。”由此，导致了之后不久的中美大使级谈判。 万隆会议期间，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自始至终贯彻了中国政府确定的求同 存异、平等协商的精神，不仅同意见接近或一致的国家领导人很好地合作，而且尊重 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国家领导人，心平气和地交换看法，耐心寻找共同点。对于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有人不喜欢某些措词或写法。周总理发言讲到，名词可以换，写法可以 修改，只要把我们寻求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

　　他还反复详尽地阐述五项原则的内容、 作用和意义，他说，只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才有保障。对于任何一个国 家主权和领土的侵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内政的干涉，都不可避免地要危及和平。如 果各国保证互不侵犯，就可以在各国的关系中创造和平共处的条件。如果各国保证互 不干涉内政，各国人民就可以按自己的意志选择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各国之 间的合作应以平等互利为基础，而不应附加任何特权条件，根据前四项原则，社会制 度不同的国家就可以实现和平共处，友好合作。周总理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 最后，会议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

　　达成了一致意见，于4 月24日通过了《亚非会议最 后公报》。公报内容分七个部分：(一)经济合作，(二)文化合作，(三)人权和自决， (四)附属地人民问题，(五)其他问题，(六)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七)关于促进世界 和平和合作的宣言。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会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宣言》， 提出指出国家关系的十项原则，“一、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 的平等。四、不干预或不干涉他国内政。五、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或集 体地进行自己的权利。六、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 任何国家不对其它国家施加压力。七、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 何国家的领土完整与经济独立。八、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 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 九、促进相互的利益与合作。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 在闭幕会议上，各国代表对一致通过的会议公报作了高度评价。如缅甸总理吴努 说，在这个充满猜疑、误解的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有了些谅解都应认为是个进步。亚 非会议有时陷入僵持，但各位代表的稳健、忍耐、坚韧和熟练的技巧，使会议正常进 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会议正是和平共处的具体表现。

确　　实，亚非会议的成功，可以说是求同存异精神的重大胜利，是体现了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的一次会议。 会议期间，周总理几乎是日以继夜地工作，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付出了巨大牺 牲。他利用一切机会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向世界展示了他的外交魅力，促进了中国 和其他国家的互相了解。这次会议后，亚洲各国加强了和中国的联系，访问中国的宾 客越来越多，和中国建交的国家也越来越多。万隆会议对中国来说，是一次伟大的外 交胜利。

　　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运用范围不断扩大，影响日益深入，已经 逐渐成为指导政治、经济等诸领域的国际关系准则。 五项原则发轫于处理社会制度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指导原则，后被认为是发 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准则，同时，制度相同的国家也采取这些原 则处理相互间的关系。这些原则不仅为1955年的万隆会议和其他发生中国家的多边国 际会议所接受，也为不结盟运动所接受，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一些宣言也将这些原则的 基本内容作为指导成员国相互关系的准则。

　　中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之一，也是忠实的执行者，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已载入我国宪法。1956年10月，刘少奇、邓小平应邀秘密访苏，同苏联领导人谈到社 会主义国家之间必须承认独立和平等原则，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表示今后愿意遵守五 项原则。我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

　　1957年11月 6日，毛主席在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40 周年会议上讲话中向全世界宣布，我们坚决主张，一切国家都要实行五项原则。这样， 五项原则成为相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关系和一切关系的准则。我国实行的一系列重要对外方针政策，如，1964年1月对外援助八项原则，1983年1月同非洲国家经济技术合作四项原则，1990年5月同拉美国家关系的四项原则，1991年9月关于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主张等，都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基础。我国同 100多个国家的建交文件中也都确认了这五项原则。我国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加强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并在反对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邓小平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国内中心任务的需要，及时对中国外交进行了战略调整，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外交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交理论，其重要内容之一，在新形势下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并在世界上首倡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 首先，邓小平指出，观察和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这方面的不同不应当成为发展国家间关系的障碍，无论国家间的政治还是经济关系都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而纠正了过去曾一度出现的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的偏向，打开了全方位发展同各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外交新格局与新局面。 其次，邓小平提出运用五项原则解决国际争端和地区冲突，消除热点和爆发点。据此我国积极参与热点问题的解决，伸张正义，主持公道，赢得了国际盛誉。 第三，在世界进入新旧格局交替之际，邓小平最早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理论与主张。1988年以来，他反复指出，霸权主义和集团政治都行不通，“最经得起考验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的政治秩序就要结束霸权主义，实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应成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 1994年 6月27日，在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40周年的大会上，李鹏总理讲话，高度评价了它的历史和现实作用，重申中国将坚持奉行五项原则，五项原则“是国与国之间建立和发展关系的基础，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五项原则指导下，今天中国同158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22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科技、文化关系。同所有邻国和周边国家都建立了睦邻友好关系，同绝大多数邻国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历经40年国际风云变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了历史的考验。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多样化的世界，一个多种价值观共存的世界，世界上有 180多个国家，上千个民族，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丰富多彩的世界需要和平共处，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必将为人类实现美好的社会而辉煌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