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是中国结束"文革"动乱的第 2个年头，又是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第21个年头。人们回首20多年历史风云，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令人难堪的现实，曾被诅咒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获得了长足发展；曾被赞颂的社会主义中国，生产力水平却依然十分落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历史和现实都向中国共产党人发出了强烈呼唤：重新确定正确道路，集中精力加快发展生产力，带领中国人民尽快结束生产力发展的停滞局面。
　　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人民的厚望，终于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
　　历史转折的条件趋于成熟
　　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动乱结束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此时的说法是"以揭批'四人帮'为纲")的方针指导下徘徊前进了 2年。这种局面同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奋斗了几十年的早日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极不适应，同广大干部群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迅速消除十年动乱严重后果的强烈呼声也极不适应。形势的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尽快地结束徘徊局面，迈出新的前进步伐，使党和国家的历史来一个根本性的转折，实现中华民族的新的崛起和腾飞。而实现这一转折的关键，一是在于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一是在于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一批老一辈革命家及时看到了实现这一转折的必要和关键所在，并为这一转折的实现进行了一系列努力。
　　后来，邓小平在回忆这一历史过程时曾谈到："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 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讨论经济工作的务虚会。李先念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这篇讲话在总结建国28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认真分析我国国情的基础上，不同寻常地提出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实际对外开放政策的思想主张。关于改革，李先念提出：在本世纪未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改变人们的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无论中央各部门或是地方各级领导机关，都必须认真注意发挥工农业企业的积极性。一定要给予各个企业必要的独立地位。
　　关于对外开放，李先念讲到，目前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现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希望我国强大繁荣。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要找出路。我们应有魄力、有能力利用它们的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我们决不能错过这个非常难得的时机。自力更生决不是闭关自守，不学习外国的先进事物。为了大大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如此明确、大胆的思想主张，已不仅仅是一般性的设想，而是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展望。这说明，新的方针政策已经在当时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中开始酝酿。这篇讲话后来被中央作为提交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的文件之一，这无疑对会议作出改革开放的重要决策奠定了基础。
　　上述情况表明，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所进行的种种努力，终于在1978年底，把中国推向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也使预定于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具备了实现历史性转折的条件。
突破了原定议题的中心思想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三中全会作出的重大决策，这次会上都已提出。因此，通常讲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也包括了此次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整个会议期间共开了3次全体会议，其余时间是分成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6个大组进行讨论。
　　在开幕会上，华国锋宣布的会议议题是：(1) 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文件。(2) 商定1979、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3) 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同时又宣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1 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
　　显然，这一中心思想大大突破了3个议题的范围。3个议题仅仅局限于经济工作范围内，而这一"关系全局"的"中心思想"所涉及的则首先是政治思想路线，即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下，用什么样的方针和政策来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从华国锋在开幕会的讲话可以看出，他是主张继续坚持"左"的错误，企图在不触动"左"的指导思想前提下进行工作重点转移。因此，他在讲话中既没有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也没有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甚至没有提指导思想的问题。但是，既然要讨论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就不可能不涉及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方针政策等问题。这也是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早就提出并一直争取解决的问题。为使这次原定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开成一个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会议，一批老一辈革命家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11月12日，陈云在一个大组发言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大事。为了保证安定团结，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他接着列举了6个问题：(1)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等问题；(2)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定为叛徒的一大批干部的问题；(3)陶铸、王鹤寿同志的冤案问题；(4) 彭德怀同志的问题；(5)天安门事件问题；(6)康生的罪行问题。这 6个重大的遗留问题，归根到底都涉及到要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这一根本问题。因而立即受到了大多数与会同志的拥护和热烈响应。
　　各个组在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和农业问题时，都纷纷提出了平反冤假错案、纠正"左"倾错误，抓紧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其中反映最强烈的有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反击右倾翻案风"等问题。
　　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时和认真地研究了大家的意见，作出正确的处理。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全体会议上宣布：(1) 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公开彻底平反。在此之前，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已批准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对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2) "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中央政治局决定，"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有关文件全部撤销，责任由中央承担。(3) 关于所谓"二月逆流"。因这个案件受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受牵连和处分的一律平反。(4)关于薄一波等61人问题，现已查明这是一起重大错案。中央决定为这一重大错案平反。(5)怀疑彭德怀里通外国是没有根据的，应予否定。骨灰应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6)陶铸同志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7)杨尚昆同志过去定为阴谋反党、里通外国是不对的，应予平反。(8) 康生、谢富治民愤很大，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是合情合理的。(9) 一些地方性重大事件。中央决定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常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中央还决定，各中央专案组结束工作。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今后不再采取成立专案组审查干部的办法。 这几项决定充分采纳了大家提出的正确意见，体现了我们党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决心和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大家感到心情舒畅，思想解放。很多同志都敞开思想，畅所欲言，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且是指名道姓的公开批评，使会议的气氛更加活跃。这不仅意味着被忽视多年的党内民主传统终于得到了恢复并受到党中央的大力支持，而且也意味着一度被抛弃的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在党中央领导集体中开始得到确立。
　　这样，对"工作重点转移"这一"中心理想"的讨论，首先就触动了党的指导思想问题，而对于指导思想的讨论和实事求是指导思想的重新确立，又必然促使与会同志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党在多年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等进行全面的反思和总结，从而使会议的议题也就必然要大大突破华国锋所宣布的讨论经济工作的范围。
　　新的历史时期应当确立什么样的思想路线?
　　根据华国锋意见，从11月27日起，会议转入对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和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讲话的讨论。但是，由于指导思想问题在解决遗留问题的过程中尚未得到充分讨论，尽管有的同志在发言中提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问题，并对《红旗》杂志和中央宣传部对这场讨论一直不表态提出了批评，但当时大家的主要注意力还是在解决遗留问题方面。因此，在基本解决了遗留问题，转入对经济工作的讨论后，就不可避免地要提出指导思想和思想路线的问题。
　　果然，11月27日在大组的讨论中有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了不同看法，不赞成把这场讨论看成是政治问题、路线问题，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不赞成已见诸许多报刊的"来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反对现代迷信"等口号。这种意见立即引起多数与会同志的反对，很多人在发言中充分肯定了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重要意义，对压制和阻碍这场讨论的一些领导同志包括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在讨论中长期保持沉默的《红旗》杂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围绕这一问题，会议对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在讨论中大家进一步摆脱了"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束缚，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普遍地感到了这场讨论的重要意义。
　　胡乔木在另一大组讨论时指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目前已经不是一般理论问题。总结"文化大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如果不解决这个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用什么标准来判定路线、理论、思想的是非?怎样引出真正的经验教训来?是非不清，又怎么能落实党的政策? 有的同志发言说：真理标准问题虽是马列主义的常识问题，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个原则不明确，思想就不能够解放，干部和群众的创造性就会受压抑。缺乏一个最后明辨是非的客观标准，遇有分歧就难以统一认识，不利于安定团结。 还有人发言中说：真理标准讨论，是一场关系到新的历史时期的思想路线，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前途的争论。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真正实事求是地总结20几年来经济工作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纠正错误的东西。 万里在大组发言时指出：当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公开化了。这是党内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是关于如何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四化的斗争，不只是一个理论之争。 习仲勋在大组指出：关于实践标准的问题，是个思想路线问题，对实际工作关系很大，是非搞不清楚，就不能坚持实事求是。 邓颖超在大组发言时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是一个重大问题，我们每个人应当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旗帜要鲜明。 徐向前在大组发言时指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对我们的工作影响很大，它关系到我们究竟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丰富、要发展，不能把革命导师的每句话永远不变地照搬。最后，邓小平根据大家讨论的情况，高度评价了开展这场讨论的重要意义，指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很多人还提出了在三中全会过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解决这场争论中的是非问题的建议。党中央接受了这一建议，从而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又继续引向了深入，保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指导方针的确立。"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鉴于以往政治运动频繁不断，工作重点转移问题提出20多年均未解决，生产力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一再被延误的历史教训，不少同志在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时，都痛感到应当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状况，把经济建设作为今后的中心任务，以确保工作重点转移的实现。 有人发言指出：工作重点转移，这是一个非常英明和有远见的决策。这一决策不是暂时的，短期的，而是战略性的，是针对一个历史阶段的主要奋斗目标而提出来的。 今后我们要重点搞好现代化建设。 有的同志则提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一起抓"这个提法值得研究。如果这样，就没有主次，没有重点了。 有人在发言中指出：除非发生战争，今后一定要把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作为中心，不能有其它的中心。否则，四个现代化的任务不可能在本世纪内完成。 另一大组的发言中指出：从1965年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以来，三起两落，粉碎"四人帮"以后是第三次提出来，这一次必须下大决心坚持下去，否则国家就强盛不起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不能体现。 还有人在发言中指出：现在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阶级斗争必须促进和保证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任务的完成，不能离开这个中心。今后主要精力要转到抓生产建设了。 上述意见实际上已经体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渐被明确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方针。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
　　由于长期"左"倾错误的影响，特别是由于10年"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和处理失当的历史遗留问题。不仅使一大批领导干部长期受迫害，不能为党工作，而且使亿万人民群众精神上也受到压抑，积郁着不满情绪，成为巩固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一大障碍。而实现工作重点的顺利转移，又必须以安定团结局面的巩固为前提。因此，从巩固安定团结的需要出发，与会同志不能不首先提出并强烈呼吁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继11月12日陈云讲了 6个问题之后，各个组都提出了一些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的平反问题。如：天安门事件问题、"二月逆流"问题、武汉"百万雄师"问题、四川"产业军"问题、内蒙"内人党"问题、彭真的平反问题、黄克诚、周小舟、邓华、洪学智等同志的平反问题，......等等。这样大量的问题，应当根据什么样的方针和政策，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呢? 陈云在11月12日的发言中提出：对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这一意见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有人在一个大组发言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康生、江青等点了一些人、涉及很多人，量很大。当时他们是以中央名义出面的，下面不好处理，中央应该统一讲一个原则，由各地自己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 康克清在大组发言中说：我建议，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予推倒。凡是中央当时通知，做过决定的问题，一些全国性的问题，统一讲一下。 聂荣臻在大组发言中还提醒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时，注意不要把派性挑起来。同组另一个发言提出：只有把遗留问题解决好，才能真正达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团结，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上来。对属于全国性的重大事件和重大案子，中央有过决定、中央负责同志讲过话的，中央不讲几句话不行，很多人会觉得不好理解，总会有意见。 另一大组的一个发言说：只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错必纠，有步骤地实事求是地纠正过去的错误，才能真正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根据大家的发言，邓小平在12月13日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方针，他说：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这一方针得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通过。会议公报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在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结束以后，这个任务还要坚决抓紧完成。
　　最后，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确定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全党大规模地开展了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的工作，使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探讨农业问题的症结，寻找改革的突破口
　　在讨论两个农业文件的时候，大家普遍对《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草案)》感到不满意，认为这个文件没有彻底揭露矛盾和真正总结出经验教训，重点不突出，措施不得力，对现状的估计也不符合实际，应当重新改写。 东北组的同志在讨论时谈到：报纸上每年叫大丰收，1972年减产了 200亿斤还说丰收，丰收了15年，农业还是这个样子。 同组还有人指出：现在有1亿多农民口粮在300斤以下，吃不饱，如果不下最大决心迅速缓和农民生活的紧张状态，我国整个政治、经济形势就不能摆脱被动局面。 当时，四川省的农业生产恢复得较快，在全国赢得不少赞誉。但西南组的同志却谈到：四川虽然名声在外，但还有一批生产队不能进行简单再生产，大部分生产队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不少农民口粮在300斤以下。 西北组的同志谈到：宁夏西海固原地区解放以来人口增长2倍，粮食增长不到1倍，连简单再生产也有问题。群众生活确实很困难。 同组还有人谈到：西北黄土高原，人口2400万，粮食亩产平均只有 170斤，有的地方只收三五十斤，口粮在 300斤以下的有45个县，人均年收入在50元以下的有69个县。 一些老同志特别对有的老革命根据地的农民生活的贫困状况表示了极大忧虑。王震在大组发言时提到，我今年略略看了看贵州，那里的农村生活水平，有的还不如我们长征经过的时候。全国解放已经30年了，不改变这种落后状况，我们怎么对得起老百姓! 造成这种局面，除了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外，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对此大家在讨论中进行了认真分析。 在大组的讨论中有人认为，农业上不去，近几年经济政策翻来复去是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人认为，我们过去对农民卡得比较死，怕农民富起来，动不动就割"资本主义尾巴"。这个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在大组讨论中，有人认为，农业发展慢的原因，主要由于错误路线干扰，也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还有人认为，农业发展慢，根本原因就是一些人觉得"左"比右好，农业上不去，主要是"左"倾，应当反"左"。有人认为，农业生产长期不上去，主要是一些重大政策问题没有解决。一是农轻重的方针没有很好贯彻执行，再就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多年来，我们把农民挖得太苦了，竭泽而渔，严重挫伤了农民积极性，这些重大的政策问题不解决，光从公社、生产队去找原因是不行的。 从以上发言可以看出，这次会议对于党在农业指导上的"左"倾错误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针对这些"左"的错误，大家提出了不少切合实际的建议。华北组在讨论中提出：建议目前看重把政策搞对头，调动社员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特别要坚持等价交换、实行按劳分配，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充分运用计划、合同制和价值规律来指导农业生产。 西北组在讨论中还指出：农业学大寨问题要很好总结经验，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生搬硬套。 邓颖超在发言中明确提出：学大寨不是农业的方向，农业现代化才是方向，对"一平二调"的做法应当禁止。 西南组有人提出，要承认农民的自主权、所有权。在两种所有制情况下，商品交换是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形式。当前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在二三年内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使农民有休养生息的机会。要解决一部分地区农民没有隔宿粮的困难。 该组还有人提出，鉴于历史教训，国家一定不要征购过头粮，近几年内起征点必须稳定在三四百斤；缩小工农业产品比价，主要农副产品价格，建议每年提高30%，3年内提高1倍；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从明年开始增到20%，以后逐年增加。 讨论中有的同志提出：解决农业问题的根本，在于调动农民积极性。调动的关键在于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改进领导作风，改善党和农民的关系。对农民要放手点，不要卡得太死，要允许农民有真正的"小自由"，不要怕农民富。还有人提出：要尽最大努力让农民休养生息，缓过气来。绝对不征过头粮。社员自留地制度和允许社员经济家庭副业的规定一定要坚持，再不能朝令夕改。不要怕农民富了。如果认为农民富了就会产生资本主义，那我们只有世世代代穷下去。那我们还干什么革命呢?越穷越革命，但不能越革命越穷嘛! 陈云在大组关于经济问题 5点意见的发言中提出，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可以到2000万吨。农民有了粮食，棉花、副食品、油、糖和其它经济作物就都好解决了。 摆稳了这一点，就是摆稳了大多数，7亿多人口稳定了，天下就大定了。我认为，这是经济措施中最大的一条措施。 此外，大家在讨论中还对农村政社合一的领导体制提出了意见，要求实行政社分设。 根据上述意见，三中全会对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措施，并且做出决定，在今后一个较长时间内，全国粮食征购指标继续稳定在1971年到1975年"一定五年"的基础上不变，绝对不许购过头粮。为了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差价，全会建议国务院作出决定，粮食统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的时候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棉花、油料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也要分别情况，逐步作相应的提高。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等农用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在1979年1980年降低 10%到15%，把降低成本的好处基本给农民。 上述政策措施不仅为我国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带来了转机，而且也为正在酝酿中的农村改革注入了推动力。
　　改革开放的呼声
　　为了借鉴和吸收国外的有益经验，开阔大家的思路和眼界，会议专门印发了《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战后日本、西德、法国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等参考材料，与会同志认真研究了这些材料，并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鼓舞下，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思想主张。 有的同志在讨论时提出，可以向外国借款，外国人可以到中国来合办工厂。我们赚外国资本家的钱，为人民服务，为什么不行? 要研究日本、西德、南斯拉夫等国经济发展的情况，很好地吸取它们的经验。 还有的人提出，我们的上层建筑有两个方面不合理，一是用行政的办法管理企业，不讲经济核算，不讲经济效果，吃大锅饭；二是体制不合理，制度繁琐，不能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也提不高办事效率。这些都严重阻碍我们经济的发展，必须下决心改革。 有人在讨论中提出，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一方面存在分散主义、无政府主义，另一方面不少管理办法、规章制度，还是统得过死。从中央到省、市、地、县都不同程度存在这个问题。还有人提出，在利用国外先进技术方面，我们要采取各种方式，能合资的就合资，能和外国合作生产的就合作生产，能买专利就买专利，能请专家就请专家。大组讨论中，有人提出建议：从福建的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地区特点和有利条件，利用侨乡这一特殊条件，大量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放手大搞出口贸易，通过外贸和轻工业积累资金，然后搞基础工业，搞农业机械化，以轻养重，以重促农，从而为发展福建经济闯出一条路子来。还有人提出：要改进管理体制，减少层次，简化手续，扩大企业权力，以便调动各级企业的积极性。根据上述意见，三中全会作出了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改革，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的决策。这些决策在三中全会后逐渐明确为改革开放的总方针。
　　酝酿调整方针
　　会议在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不少人清醒地指出了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的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冷静地分析了比例失调的危害，初步提出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意见。这实际上也是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在经济工作中的贯彻，是对长期以来主导经济战线的急于求成的"左"倾顽症纠正的开始。 有人发言指出：要正确分析国民经济发展的状况，我们要继续解决由于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遗留的后患，同时又要进行新的长征，各方面搞得很紧，国民经济失调的状况比较突出，这个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陈云在大组讨论中谈了对经济工作的5点意见：(1)在三五年内，每年进口粮食可以到2000万吨。(2)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能窝工，不要一拥而上。(3)要给各省市一定数量的真正的机动财力。(4)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 各方面都要上，样样有缺口，实际上挤了农业和轻工业。(5)要重视旅游业的发展。 讨论中不少人提出：现在的经济状况，应承认有比例失调的问题。综合平衡，还没有真正搞好。比例失调主要表现在 3个方面：农轻重的关系；先行官和整个工业的关系；生产与生活即骨头和肉的关系。大家拥护陈云的意见，希望在计划安排上再做考虑，进行必要的调整。 还有人提到：随着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可能有的同志就认为我们可以无忧无虑地放手搞建设了。大家什么都要上，忘了有些失调现象还是严重的，因此，中央应明确一下，明后两年还有调整的任务。 一个大组的发言提出，当前突出的矛盾是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建议中央考虑，在今后两三年内，把工农业比例失调大体上调整过来，使农业逐步适应今后建设的发展。今后做工作要扎扎实实、脚踏实地、实事求是。 还有人在讨论中提出：当前国民经济中存在四个失调：(1) 工业与农业失调。工业品普遍积压，农业落后，农民购买力低。(2) 骨头与肉失调，多年来我们主张先生产后生活，这在计划安排上是不行的。(3) 工业内部不平衡。主要是燃料动力和原材料工业与加工业的矛盾。(4) 行业内部失调。石油、冶金、电力等工业部门都存在这方面问题。 三中全会最后接受了大家的上述意见。全会公报中指出：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我们必须在这几年中认真地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切实做到综合平衡。在此基础上，会后不久，党中央就正式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
　　痛定思痛，加强党的建设
　　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党和国家造成了空前严重的破坏，其最根本的原因究竟在哪? 在经过长期思考的基础上，与会同志比较一致地认为：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了破坏，为此，必须从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入手，加强党的建设。 粟裕在大组发言指出，"四人帮"的破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我们党内民主生活极不正常。批评只能在上级对下级或平级间进行，下级不能批评或不敢批评上级，甚至党的会议上也不能批评，否则就是反党。 有人在讨论中指出，"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开国元勋被整得家破人亡，令人痛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根本的一条，就是党内的生活极不正常，党内缺乏应有的民主，党内的正确意见不能正常表达，党员的权利没有保障，坏人得不到监督，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生活准则受到严重破坏。 鉴于以上教训，很多人提出了发扬党内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建议。谭震林在大组发言时深情地回顾了党的优良传统，他说：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朱德、陈毅有不同意见就开会辩论，吵嘴，那时不叫反毛主席。一个领导人，如果人家讲了不同意他的话就叫反他，那还有什么民主集中制。我提议把党的民主集中制，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各级领导以身作则，很好地实行民主集中制。徐向前提出：现在党内外心有余悸的状况仍然存在，有些人讲话有顾虑，不能把心里话全部倾吐出来。因此应该广开言路，让人把心里话讲出来。 叶剑英在大会讲话中提出：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广开才路，及时地发现我们党的优秀人才。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保障广大干部和群众有对领导实行监督和批评的权利，从而有可能及时发现和揭露像林彪、"四人帮"一类阴谋家、野心家、两面派……使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有切实的保证。 鉴于"文化大革命"对党的建设造成的破坏，有的同志还认真检查了党风中存在的问题。 有的同志在讨论中指出：我们党的威信下降，应该引起足够警惕，失信于民比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更加危险。 有的大组还在讨论中提到：现在有些高级机关警戒森严，还有极少数人进了政治局后深居简出，"一入局门深似海，从此群众是路人。"这种风气不改变，就会脱离群众。 徐向前在西北组指出，要解决好体制和作风问题。我们现在有些领导机关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不高，官僚主义的情况相当严重。 除此而外，各个组还提出了成立中央书记处以使中央常委摆脱日常事务，更集中精力于国家大事的建议。最后，三中全会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作出了一系列加强党的建设的决定和措施。 主要有：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加强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少宣传个人，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等等。对于大家提出的其它建议，党中央也在三中全会以后陆续予以采纳。这表明，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的党风党纪、党规党法，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开始逐步得到恢复和加强。
　　呼唤法治，保障民主
　　"文化大革命"的10年，是社会主义法制荡然无存，公检法机关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肆意践踏的10年。一些同志在发言中谈到了这一情况。华北组在讨论中提到，林彪、"四人帮"砸烂公检法，公安机关至今还未恢复元气。公安部原有9个正副部长，被整了7个。该组还有人介绍说，北京市公安局10名正副局长全被定为"反革命"，其中 7名被逮捕法办，使北京市的公安工作遭到严重破坏。 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许多人都提出了恢复健全法制，严格实行法制的建议。 徐向前在西北组发言提出，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实现四化，一方面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法制的施行。有的同志在发言中提出，要使群众有讲话的条件和机会，要保证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得以实现，无论什么人违法，都要受到法律制裁。叶剑英在大会的讲话中专门讲了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的问题。他指出，我国的法制从建国以来还没有很好地健全起来。林彪、"四人帮"所以能够为所欲为也是钻了我们这个空子。他们砸烂公、检、法，践踏社会主义法制，有多少人被整死，这是一个血的教训。这使我们从反面懂得，一个国家非有法律和制度不可。这种法律和制度要有稳定性、连续性，它是人民制订的，代表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利益，一定要具有极大的权威，只有经过法律程序才能修改，而不以任何领导人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在人民自己的法律面前，一定要实行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我们党、国家、人民受林彪、"四人帮"之流个人特权的灾难太深重了。 如何来加强法制呢? 叶剑英认为必须充分发挥人大常委会的作用。他说，人大常委要立即着手研究、修改、制订民法、诉讼法、刑法、婚姻法和各种经济法，等等，尽快完善法制。人大常委如果不能尽快担负起制定法律、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责任，那人大常委就是有名无实，有职无权，尸位素餐，那我这个人大委员长就没有当好，就愧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邓小平也在大会上讲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程序，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另外，各个组在讨论中还普遍提出了对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主犯依法在全国公开进行审判，以体现社会主义法制权威的建议。
三中全会根据大家的上述意见，专门做出了加强法制的决定。全会公报提出：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这一决定，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开始走上了一个新阶段。
　　永远坚持毛泽东思想
　　三中全会所做出的一系列决定和决策，都体现着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体现了对毛泽东本人功过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三中全会作出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实际上体现了毛泽东早在建国初期，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再三提出的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的思想，体现了党的八大关于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正确方针。同时，也在实际上纠正了毛泽东所主张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解决了我们党从1957年以来一直没有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实现了党在政治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三中全会所作出的一系列有关平反冤假错案，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某些历史遗留问题的决定，实际上也是对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纠正，因为这些问题上的错误结论，几乎都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纠正这些错误，正是遵循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正是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表现，正是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表现。 三中全会冲破了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长期束缚，破除了林彪、"四人帮"强加于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确定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指导思想。这正是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风和思想路线。三中全会所作的一切决定和决策，也都是这条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形成的，这也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具体体现。 三中全会后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现实的国内外客观实际出发，制定了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这正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要求。是把毛泽东早就进行过探索并早已提出，但一直没有条件实行的一些基本设想，如避免学习苏联经济体制的某些弊端，争取和一切国家做生意等等，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的要求，加以完善并付诸实施，从而克服了毛泽东在经济建设问题上的一些历史局限(这是难以避免的)，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全会还在实事实是的方针指导下，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主要功过，并抵制了社会上正在出现的企图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
　　聂荣臻在东北组发言时提醒大家说，最近已有一个不好的苗头，就是有人企图借机挑拨党内关系，煽动反对毛主席，他们确实是要砍旗的，有人那样大声疾呼，大肆宣传毛主席有错误，不是三七开，而是倒三七，这究竟是想干什么? 邓小平在大会讲话中也特别强调了要正确评价毛泽东，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说：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邓小平的讲话得到了大家的拥护，据此全会着重提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可以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三中全会的重要特点之一。
　　胜利闭幕
　　12月13日，会议举行闭幕会。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分别在会上讲话。华国锋在讲话中就"两个凡是"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这个方针"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思想，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对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了肯定，并表示将按照叶剑英的提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后，专门召开理论务虚会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
　　叶剑英着重讲了领导班子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的问题，总结了党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同时还向全党提出了勤奋学习、解决思想的要求。
　　邓小平主要讲了4个问题：(1)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2) 民主是解决思想的重要条件。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3)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4)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当前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 3方面的问题。要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管理制度、管理方法进行必要的改革。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集中体现了会议讨论中的正确意见，提出并回答了当前面临的迫切问题。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一个指导性的文件，实际上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此外，汪东兴也在这一天用书面发言的形式，对自己在"文革"中的错误，在"两个凡是"问题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上的错误及其他错误作了初步检讨。在此前后，其他犯有错误的同志也作了程度不同的自我批评。
闭幕会后，各组又继续讨论两天，一致表示拥护三位中央领导人在闭幕会的讲话；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人事问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人选的建议。
　　12月15日，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圆满结束。
　　在中央工作会议作了充分准备的基础上，12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出席这次全会的共290人(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列席9人)。华国锋在开幕会上宣布：我们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从明年1 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建议。同时审议、通过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和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讨论人事问题和选举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全会经过热烈讨论，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战略决策，即：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认为，这个战略决策，体现了历史的要求，反映了人民的心愿，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大意义。 全会讨论和原则同意了1979年、1980年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建议国务院修改后提交明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
　　根据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意见，全会正式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同时还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
　　全会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全会经过认真酝酿，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促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选举产生了由 100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为副书记。
　　12月22日，全会胜利闭幕。
　　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根据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讨论的意见，对人事问题作出如下决定：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长；任命胡乔木、姚依林为中央副秘书长；宋任穷为中央组织部长；免去汪东兴的各项兼职。
　　这样，在邓小平、陈云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的因势利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取得了出乎不少人预料的丰硕成果，作出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重大决策。这次会议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转折点。